经济记忆丨赵履宽：创建中国特色的劳动科学知识体系

（资料图片：赵履宽）

在HR领域，有过相关教育经历的人提及赵履宽，无不将他视为当今人力资源业界的泰斗。作为中国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和教育的开拓者，正是如赵履宽这样的一批经济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参与，才逐渐探索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科学知识体系。这其中，赵履宽的贡献极其突出，他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劳动人事学院，参与创建了劳动力学会，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劳动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点。他的教学和研究，对中国劳动经济学说的创建以及劳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等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记得在1984年到1985年间，出于劳动人事学院教学的急切需要，我不自量力，写了《人事管理学概要》一书，1986年出版，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本人事管理学教材。当时，像我这样一个既缺乏人事管理理论知识、又缺乏人事管理实际经验的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滥竿充数，竟成为中国内地人事管理学的初创者，每思及此，深感愧疚。”赵履宽说。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开山者，赵履宽的谦逊不能掩盖他对这一领域的影响力。从第一个劳动人事学院的建立到劳动力学会的研究，几十年过去，人力资源管理学在中国已经成长为包括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全系列的专业和重点学科。同样是人力资源管理教学科研工作者之一，赵履宽亦足以因此而感到骄傲。

涉足人力资源管理学

赵履宽1930年1月3日出生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县喜州镇。1940年到1948年，赵履宽一直在昆明市念高小、初中、高中。1948年考入北平文法学院文学哲学系后不久，赵履宽即肄业，并于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大学学习。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赵履宽从解放区来到人民大学任部门经济学的教师教价格学等课程。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赵履宽与人大其他老师一起，去了江西的五七干校。

1972年，在周总理的倡议下，国家计委和劳动总局（劳动人事部的前身）成立了工资理论研究组，这个研究组根据周总理的建议，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牵头，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国社会科学部）以及当时已被解散的人民大学抽调部分专家组成，作为人大一员，赵履宽也位列其中。1974年，于光远、薛暮桥、齐燕铭、许涤新等一些著名的学者和经济学家也相继加入这个“工资理论研究小组”。研究组主要是着手对我国工资问题进行研究。从这时起，赵履宽和劳动经济学、人事管理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5年，邓小平被第二次起用，国务院成立了政治研究室，邓力群、于光远等都调到了政治研究室。于光远将赵履宽也推荐到了政治研究室。他们这批人只有5、6个，但能量很大，可以直接和部长级的官员对话。在政治研究室以及后来又转到书记处研究室，赵履宽都属于借调协助工作，他的组织关系一直隶属于人民大学。虽然当时曾提出让赵履宽担任理论组副组长，但赵履宽觉得自己不适合官场而拒绝了。在政治研究室，他们以“向群”为笔名，以批“四人帮”、拨乱反正为切入点，在《》发表文章。赵履宽说：“1977年是我们最活跃的一年，经常写文章发表在《》第一版位置，就相当于《》的社论。”

1977年11月22日，赵履宽将自己在一次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以《驳“四人帮”在劳动报酬问题上的谬论》为题发表在《》上。“当时，《》的主编及理论部的负责人觉得这篇文章不能报批，一报批可能就登不出来了，所以他们干脆先斩后奏，直接就登出来了。”赵履宽说，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让他从研究工资扩展到了研究人的管理。

1978年初，在于光远的建议下，成立了中国劳动工资研究会，主要研究工资和劳动人事等问题，由赵履宽担任总干事。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赵履宽回到人大。在于光远的支持和鼓励下，赵履宽回校当年就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研究室”。1981年，赵履宽为了发展壮大研究会，联合当时劳动总局的局长康永和，成立了中国劳动学会。这一年，赵履宽创建的“劳动经济研究室”开始招收研究生，他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就是著名的人力资源管理专家董克用教授，后来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1983年，劳动人事部决定建立专门的学院来培养劳动人事方面的人才，于是联系了一些大学筹划建院之事。赵履宽说：“当时希望建立劳动人事学院的，除了人民大学之外，还有南开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竞争很激烈。”不过，人大最终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实力获得了劳动人事部的肯定，对此赵履宽感到很自豪。当年10月，国内第一家劳动人事学院成立，赵履宽是首任院长。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都是国内唯一开设人事管理专业的学府。1993年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又第一个将“人事管理”专业改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这年底，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成为劳动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点，赵履宽成为这一学科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

赵履宽感叹：“我正好在历史的关口上。对于一个人来说，实际上机会很重要，一辈子最重要的就那么几步，如果当时我不去工资理论组，也就没有后来这一堆事了。”

执著追求真理

早在1957年3月，赵履宽就在《大公报》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由什么决定？》一文，明确地对斯大林关于国营企业之间调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斯大林的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这篇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被收入科学出版社的《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价值和价格问题论文选集》。此后，他还发表了一些关于工农产品比价、商品差价等方面的论文，并在贸易系首次讲授《价格理论》课程。

粉碎“四人帮”以后，赵履宽迎来了学术创新高潮。如前文所述，1977年他在《》发表了《驳“四人帮”在劳动报酬形式问题上的谬论》，这是一篇较早批判“四人帮”的有力文章之一。1980年前后，我国城市中出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1980年8月19日，《》头版发表《编者按》，提请读者注意该报当天第五版发表的“重要文章”，即赵履宽撰写的《我国当前劳动就业的几个问题》。文章从“统包统配”制度、人口政策、所有制结构、经济结构等方面对导致我国就业问题尖锐化的原因和解决途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983年9月7日，赵履宽在《》发表《论劳动合同制》，明确提出劳动合同制是适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和劳动管理法制化要求的制度，在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对我国劳动人事制度改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93年，赵履宽发表《我的经济改革观》、《关于市场经济与劳动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等论文，标志着他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迈进了更为深广的领域。

在不断探索研究的同时，赵履宽将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到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科学知识体系之中。198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赵履宽和潘金云合著的《劳动经济与劳动管理》，标志着这种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赵履宽的第一位研究生董克用评价说，这本专著的问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劳动经济学新学派的确立，对今天的改革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充分体现了理论研究的合理超前性。

基于劳动科学知识体系的不断拓展，赵履宽在劳动经济与人事管理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也不断深入。1986年，他与伍岳中等同志合著了《人事管理学概要》一书，成为该专业第一本教科书，获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成果一等奖。同时，他作为学术带头人，劳动人事学院开创的人事管理专业也获北京市高等院校教育成果奖。

随着劳动问题的深入研究，把赵履宽从经济学领域引入了社会学领域，他和学生王子平合作，写出了《劳动社会学概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为此书作序说：“作为应用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的劳动社会学，在宏大的社会学体系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评价：此书具有三个特色，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有关劳动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下，创造性地建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劳动社会学理论体系；二是从现实问题出发，力求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三是汲取一系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运用多种方法对劳动问题进行了跨科学的分析。认为“本书是我国劳动社会学理论大厦的一块基石”。

创建人大劳动人事学院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东门不远，劳动人事学院的求是楼在中国人力资源行业内久享盛名。求是楼，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第一个社会保障专业、第一个劳动关系专业、第一个劳动经济学博士点、第一套适应市场经济背景的全国性劳动科学教材。可以说，劳动人事学院，承载了中国人力资源行业的变迁历程，它用自己的方式，伴随并引领着这个行业的发展。

回首劳动人事学院的创建，赵履宽说，我们建院那一段日子，就是“从零到一”。“零”就是白手起家，老师、教材、办公室，什么都没有，要我们一点一点去奋斗，奋斗到后来，就有了“一”，出来了这个劳动人事学院，后来的发展，那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了。

1977年，动荡了十年的中国终于复归安定，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工农业总产值表现出增长势头，国务院还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3000多万职工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民营经济也在蛇口、苏南等地悄然萌芽。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民生的按劳分配问题便成了“拨乱反正”的最佳切入口。1978年，由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之一于光远建议成立了“中国劳动工资研究会”，并定义其为“学术性、群众性的社团”。研究会成立后，马上牵头举办了四次“全国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这四次讨论会是全国最先开展的理论层面的“拨乱反正”活动，赵履宽的《驳“四人帮”在劳动报酬形式问题上的谬论》就是在第一次讨论会上的发言稿。

作为中国劳动工资研究会的总干事，赵履宽和于光远相处共事十分愉快，赵履宽说：“60多年来，我喜得两位贵人相助，其中一位就是于光远——我的良师益友。”

人大劳动人事学院的前身——劳动经济研究室，就是在于光远的支持鼓励下成立的。1978年赵履宽即将返回已正式复校的人民大学。临行前，于光远对他说：你回人民大学应当继续研究劳动工资问题，争取把劳动工资研究会挂靠到人大。于是，赵履宽回人大找到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林，把于光远的想法转告他，并建议成立劳动经济研究室。胡林很痛快地同意了赵履宽的建议，并表示可为新机构刻一枚图章，每月拨一点经费。

1982年，中央开始下决心启动行政体制改革，国务院宣布精简机构，从原来100个工作部门缩减到61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精简机构力度最大的一次。在改革用人体制与精简行政机构的双重背景下，1982年5月，原国家劳动总局、国家人事局、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和国家编制委员会四个单位合并，成立劳动人事部。成立劳动人事部的目的，就在于“搞好劳动、工资和人事制度这三大改革”。而要改革，就要有人才。新成立的劳动人事部决定，要建立一所自己的直属院校，培养劳动人事方面的专业人才。

得知这一消息，回到了人民大学的赵履宽觉得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当时几乎所有的部委都有自己的直属院校，唯独劳动人事部没有。因为我原来长期在工资理论组工作，和劳动人事部的人都很熟，所以当时知道这个重要信息之后，我主动和他们联系，建议他们干脆在我们劳动经济研究室的基础上，和人大合办这个学院。”

赵履宽回忆，当时还有另外两所学校也想获得这个合作机会，一所是南开大学，另一所是北京经济学院（即后来的首都经贸大学），前者是周恩来总理的母校，后者最先在全国设置劳动经济学专业，都有很强的竞争力。但最后劳动人事部还是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赵履宽解释人大被选中的原因时认为：“人大胜出的原因有三条：第一，人大的知名度高于两个竞争者；第二，原国家劳动总局和原国家人事局的一些领导人，如王蓉、严忠勤等为我们游说高校决策部门；第三，当时我在权威媒体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劳动就业和工资福利方面的文章，而两个竞争者当时在这方面发表的文章很少。”

1982年，劳动人事学院筹建领导小组正式成立。1983年7月14日，劳动人事部和中国人民大学签订《劳动人事部、中国人民大学关于合办劳动人事学院协议书》，正式确定学院名称为“劳动人事学院”。同日，双方联合向教育部、国家计委上报《关于合办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报告》。1983年10月8日，教育部发出“（83）教计字174号”文件，同意劳动人事部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这份文件的颁发意味着，在程序意义上，劳动人事学院终于正式成立了。

不过，“证件”到手不代表学院就能“拉梆子唱戏”。房屋、设备等硬件等条件艰苦到“现在的人无法想象”。最严重的是，作为一个学院，没有基本的教师队伍。当时劳动人事学院筹备师资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内产”，一是“点将”。“内产”就是充分调用劳动经济研究室乃至人大的内部资源，只要研究内容与劳动人事相关又有水平的老师，都成了劳动人事学院的“香饽饽”，侯文若、虞祖尧、赵基凯及后来的梁林德等老师，还有劳动经济研究室的几位年轻老师姚裕群、孙树菌、潘锦棠等，都是这样加入了劳动人事学院。

1981年夏，赵履宽招收了第一个劳动经济专业的硕士生董克用，次年，又招收了两名研究生彭剑锋和刘尔译，这几人毕业后都留在了劳动人事学院任教，后来也都成了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董克用还曾担任学院第二任院长。

“点将”又分两种：一是去最好的学校、最强的专业物色优秀的应届硕士毕业生（当时全国尚未招收博士生），然后点名要人。二是在外校物色合适的骨干教师，然后“打着劳动人事部的旗号”去调人。曾湘泉、孙光德、陆国泰等人都是此时加入了劳动人事学院。

除此之外，赵履宽不放过任何一个发现优秀教师的机会。当时有位教授（杨体仁）讲课非常受欢迎，“当时我注意到这个人的发言，短短十几分钟，又有理论又有实际，非常精彩，我当场就问他是不是愿意调到人大劳人院，他说愿意。后来，我就通过劳动人事部的关系把他和他的家人都调来了。”赵履宽说。

在开始举办了多次短期培训班和人事管理干部进修班之后，1985年秋天，劳动人事学院终于迎来了第一届本科生，再加上当年招入的3名硕士，劳动人事学院终于在“大学”意义上有了正式的首届学生。也是在这一年，赵履宽在全院教师大会上提出了劳人院科研、教学和文化上的“三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

“政治民主化”是赵履宽力倡的价值取向。这种民主和平等的作风不仅体现于教师之间，还反映在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上。结合学院的专业背景，在建院之初，赵履宽就主导建立了“学生评价老师”的机制，实际上就是后来普遍实行的教学评估体系。

“文化多元化”就是想尽量广泛地多开一些课程，比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这些课程都是劳人院首先在人大开设的，当时全国开这些课的学校都很少，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限制的，但是我觉得要多元，不要搞单一的价值灌输。”赵履宽说。

【--中国经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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