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立波 红音：藏文档案所见两金川土司视野中的“皇帝”“土司”概念

摘要：台北故宫博物院存藏的“番禀”档案藏文原件和汉文译本的基本内容大致相同。但是重要概念、称谓的运用存在较大差异，折射出不同的政治文化逻辑。两金川土司接纳、认同藏传佛教塑造的“文殊菩萨大皇帝”政治权威，却基于地方政治视野，混杂两套不同的政治文化逻辑，并依据语境来运用“土司”（）、“杰布”（）概念，界定其与皇权的权力关系。这应是乾隆时代两次金川之役爆发的重要政治文化背景。

乾隆时代的两次金川之役既是清朝中央政权与两金川地方土司之间政治博弈、军事较量的结果，也是双方交涉、对话和协商，展示政治文化逻辑、权力观念的过程。特别是在第二次金川之役爆发前后，清廷、四川官府与两金川土司围绕土司纷争、战事冲突等问题，频繁地以谕帖、呈函、禀帖等形式，表达和陈诉各自的立场、主张和见解。“番禀”作为土司向前线将领、四川官府，抑或清廷呈递的禀帖，直接体现出地方视野中两金川土司对皇权、土司之间权力关系所持的基本态度和总体认知。本文拟通过解读台北故宫博物院存藏的两份藏文“番禀”档案，探讨两金川土司如何理解“皇帝”“土司”概念，界定皇权、土司之间的权力关系，以期更为多元地审视和考察清代前期治理两金川地区面临的复杂政治文化环境。

一、两份藏文档案的译释及相关问题阐述

清代两金川土司“番禀”在汉文文献中又称“夷禀”“番字禀帖”，通常是致函清廷、地方军政衙署的官方行文函件。现存“番禀”档案集中存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番禀”藏文原件为手写无头体，书写格式较为固定，大致分为抬头尊称、正文、敬禀者自称、落款年月、印章等部分。后三者偶有缺失或脱漏。落款年月通常改以内地正朔，援用年号纪年、阴历纪月，如（乾隆，或音译为，即“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三日”。印章为清廷颁授的土司印信盖章。改正朔、盖印信表明“番禀”行文格式的政治规范，及土司统治阶层对内地官府呈禀中官方表述、政治象征等的了解和认同程度。这与土司面向社会颁发文书时以藏历纪时，以私人朱印盖章的做法有很大不同。因而“番禀”在土司政治生活中属于一种特定的官方文书体裁，超出地方政治范畴，揭示出土司与内地官府政治交往过程中的态度、策略和表述等重要信息。以下选择两份藏文“番禀”档案文本作初步翻译、释读。

“番禀”文本一：小金川演化土司泽旺及子僧格桑呈钦差将军大人仁波切禀帖。

藏文原文：

译文：皇帝钦差将军大人仁波切尊前，四川直隶杂谷理番府小金川演化土司（）泽旺及子僧格桑呈报。

过去，多次向川西、川南汉官呈报详情，总之，我赞拉（）一直以来不仅是归顺皇帝（）的世袭，而且没有做过任何一点犯法的事。关于沃日（）之事，他为了夺性命，去年也打了，今年又施恶咒。正如这世上有“以善待善，以恶惩恶”之说，恳请准我报仇。

关于甲拉属寨之事，甲拉杰布（）与百姓距离远了，因汉人出行时，人乌拉、马乌拉、征集牲畜难，头人、百姓连续前来向我拴头，而同意。属民心灰意冷时，想到找别的杰布（）最后也不是办法。我象杰（）仅仅是保护，而绝非傲慢。另外，宋大（人）的文令已知您已到此地，故派出代表官前往。为了脚稍微稳当，特派官人龙太（）和此通事（）前往边界送去坐骑马匹，派去引路者。呈上吉祥之礼：哈达二条、虎皮二张、豹皮二张、狐皮二张、酥油二饼、麦子糌粑二袋、核桃二袋、公山羊二只等八样，望施恩赏收。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十二日

档案所见汉文译本：

译出小金川土司夷禀

四川直隶杂谷理番府小金川演化土司泽旺、土舍僧格桑跪禀，万岁爷家办事的将军大人台前禀的话，以先川西、川南汉官们跟前，我具过多少禀帖。我小金川自古来在万岁爷底下实心恭顺的，犯法的事一点也没有做过，是有根行的土司，为沃日的事，因他们咒我，故此以先打过，今年又打报仇，世界上有好的报好，有仇的报仇，是这样规矩，准我报仇沾恩。又明正司缘由土司离百姓远了，来往的汉差事，要的人夫、乌拉马，又要东西，狠吃亏，招架不住，百姓们心淡了。因此头人、百姓屡次来投我。我是舅舅家，好好的待成他们，没有糟蹋他们，投别的土司往后也是不好的。前日宋大老爷有谕帖来，说如今钦差将军大人高升来了，我土司应该亲自来请安。因我腿疼，专差头人龙太带通事来替我请安送礼，呈送哈达二方、虎皮二张、豹皮二张、狐皮二张、酥油二饼、面二口袋、核桃二口袋、羊二只，共八样，望施恩赏收沾恩。

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禀

释读：此份藏文“番禀”原件的汉文译本恰见于存藏档案中。两金川土司赍投的“番禀”均以藏文书写。“番禀”的汉文译本通常是由军营或四川督抚提镇衙门内的译字房通事翻译。地名、人名由通事先译为满文，再从满文转译成汉文。汉文译本以正楷字书写，往往与“番禀”藏文原件（“番字原禀”）一并作为奏折附件直接呈奏给军机处和乾隆帝。但现存“番禀”汉文译本远多于藏文原件。与原件相比，汉文译本的行文内容基本保留原件的既有组成部分。不同之处在于敬禀者自称不另起行，遇有“万岁爷”尊称时另起一行抬格，犹如清代题本书写格式。

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投禀之事及清军将领、乾隆帝的反映又见于《清实录》记载，兹录全文于下：

四川总督桂林奏：十一月十六日宋元俊禀称：“有小金川头人在卡外喊禀，赍投文书，呈送礼物”。臣令接禀，交与通事译出。内称：“沃克什（即沃日——引者注）与伊有仇，是以报复。明正人民系其自欲往投，并不敢犯法”各等语。臣思僧格桑去岁甫受约束，旋又逞凶，今大兵压境，犹敢恃险凭碉，肆行抗拒。阅其禀内，不知畏罪，仍以恩仇报复为言，冥顽无知，不可复以语言化诲。但既经具禀，未必非巧于尝试之计。且我兵分路进攻，尚未受创，是以敢于禀词搪塞，不可不晓以大义，示以兵威，使知沃克什土司非僧格桑可以报仇，明正地方非僧格桑可以私占。当即胪列僧格桑罪状，撰拟檄文，差弁持至卡外，面示该头人，谕以“汝等助逆违天，将来捣穴擒渠，万无生理。今可将此遍示头人百姓，共知现在小金川肆逆，罪在僧格桑一人。汝等本属胁从，如有能擒逆酋呈献者，即令各安生业。倘复仍前抗拒，大兵到处，玉石俱焚。毋得执迷不悟，自取灭亡”。谕军机大臣等：僧格桑跳梁肆恶，抗拒官兵，非捣穴擒渠，不足以示惩创。或乘其穷蹙乞怜，自赴军门，就势絷缚，不可使幸逃法网。前降谕旨甚明。今看所投文禀，词意鸱张纵恣，其非畏我兵威哀吁乞命可知。所有赍禀头人自应即时拘执，严刑根究，庶得贼巢确实情形，攻剿亦易为力。乃以似此紧要贼人，竟行放纵回巢，而所办檄谕，意类调停，并不词严义正，殊出意料之外。桂林著严行申饬，令其早行猛省。一切殚心，上紧筹办，毋自取戾。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七月，应四川总督阿尔泰奏请，清廷调兵征剿进犯明正、瓦寺等地界的小金川土司，第二次金川之役揭开帷幕。战事初期，清军分为由明正进军的南路和取道巴郎拉（即巴朗山）山神沟的西路。因战事进展缓慢，钦差侍郎桂林于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三日抵达成都，于十一月接替革职的阿尔泰，出任四川总督，统率南路清军。“番禀”正是由桂林授意军营通事译出，再将原件、译本驰递呈奏乾隆帝。“小金川演化土司”即清初沿用的明代封号“金川演化禅师”，清人俗称为“小金川土司”，藏文作（赞拉）。藏文“番禀”直接效仿、运用了“小金川”的音译称谓，反映出“番禀”起草者对内地政情讯息的了解程度。当时小金川土司泽旺（）退居布朗郭宗官寨，不问政事，由其子僧格桑（）主政。僧格桑的土司地位始终未得到清廷的正式封授和认可，汉文译本将之称为“土舍”。禀文中所言“宋大老爷”即松潘镇总兵宋元俊。“钦差将军大人仁波切”则是十月十八日抵达成都的新授定边右副将军温福。

投禀之事是小金川土司因应宋元俊的谕帖，向温福请安送礼，并申辩与沃日纷争，及进犯明正等事。当时温福已由汶川出口，至西路，率军猛攻巴朗拉。投禀却因宋元俊在南路效力缘故，误被送到南路桂林军营中。“番禀”、桂林奏文及乾隆帝的谕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土司、清军将领与皇帝三者对战事缘起、进展及解决途径的不同态度和看法。

“番禀”文本二：大金川土司呈总兵宋大人禀帖

藏文原文：

译文：总兵都督府宋大人仁波切尊前，大金川土司（）色勒奔德钦南卡宁波及杰达（）等呈报：

近日，沃日与赞拉之间纷争之事，赞拉抓获汉官（）大老爷游击宁禄、臧老爷、李老爷、张老爷及部分汉兵。我大金川（）怕伤及这些大老爷官仆的性命，已速派人将他们领至刮耳岩官寨，让他们吃好、喝好，并提供舒适的住处。其他多数人信使未能赶上。总之，所有部众之杰布（）仅有当今之大皇帝（），而别无他人。待赞拉与沃日之间纷争得到公正妥善解决之时，我定将在我处的大老爷们献与大皇帝。我绕丹（）亦是大皇帝的大旧土司（），特此请求准将我的人——僧人雍仲多登主仆、勒歪喜洛主仆等所有人放回自己的家乡。

您宋大人仁波切一直以来都是如父母一般的老父母官，也是我想到大小事情禀报的地方。近日已届夏季酷暑，我忧心大老爷们生病，将尽快献与，也恳请您归还我的全部人。详情可从李老爷本人处获知。已派护送者为我的人，名为甲太。另外派出达若（）山丹前往兄弟赞拉处劝导叔叔白发泽旺（）。哥哥僧格桑（）惹怒了大皇帝，为此，我大金川（）一定确保其忏悔磕头，并接受所有处罚。另外，沃日之事，已好好劝导白发泽旺，大皇帝降旨，不敢不听，恳请准予此呈文所求。

大金川土司色勒奔及杰达等呈文。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呈报

档案所见汉文译本：

大金川土司色勒奔连做土司弟兄们具的禀帖。这两日小金连沃日闹事，汉官大老爷宁禄、臧老爷、李老爷、张老爷，还有些汉兵，如今小金川捉去了这些主仆大老爷们，恐怕伤着他们的性命，我紧赶差人去领在刮耳岩来了，与他们送下程，吃好，好地方上安顿着哩。别的众人们莫跟上，救不及。众土司原是万岁爷所属的。小金川与沃日两家闹的事，几时公道完结的时候，在我大金这些大老爷们，我都献与万岁爷。我大金川原是万岁爷底下的大旧土司。我家的喇嘛雍中多登跟随的人连勒歪喜洛跟随的人一把连打发回来，就沾恩。你宋大人原是我父母一样的，我心里想的事，只管回得的。如今是夏天，天气又热，犹恐这些大老爷们得病，我当时要送出来的。我的人全全打发回来，就沾恩。备细的话，这一个李老爷当面回。我派的甲太送他回来。又小金川我的叔叔老土司泽旺跟前，我打发大头人山丹去劝去了。哥哥僧格桑跟前，要与万岁爷跟前认不是，磕头，怎样问罪罚他，他怎样受罚，有我大金川家作主。闹沃日家的事，我打发人到我叔叔跟前好生劝去了。万岁爷家吩咐是嗄，不敢不遵的。这个禀帖内的话都要准我才好。大金川色勒奔土司们具。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具。

释读：该份藏文“番禀”原件与汉文译本均见于存藏档案中。与文本一相似，藏文原件译文与档案所见汉文译本内容大致相同，并无严重脱漏或讹误之处。关于“番禀”翻译的问题，乾隆初年就曾出现过将“瓦寺”另译为“瓦斯”，令人错判为两处不同地名的现象。对此，乾隆帝在第二次金川之役期间多次过问、训责，视为军营诟病。而军营从事翻译的“通事”“多系提镇衙门所带译字房书办”，被认为并不谙习“番字”。但是从“番禀”译文对比来看，翻译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乾隆帝提到的地名、人名音译书写的舛误，以及重要概念、称谓的差异上。因而档案中所见数量更多的“番禀”汉文译本的基本内容应无太大问题，可视为藏文原件相对准确的对译文本。概念、称谓的用词不同则体现出政治文化语境和认知的差别。

自乾隆三十六年底至乾隆三十七年初，西路、南路清军在战事中均有较大进展，相继规复沃日、革布什咱旧地，攻入小金川辖境。大金川土司暗中助兵小金川之事因被俘或投诚“番人”的供词而不断得到证实。乾隆帝开始拟定和准备征剿大金川，多次颁授檄文，斥责大金川土司所为，实施封锁，搜捕大金川僧俗人员，授意桂林、温福出其不意的进剿大金川。大金川土司的“番禀”在某种程度上是试图向小金川施压、自我辩解及奏请，来释放扣押僧俗人员的回应。

二、藏文档案中“文殊菩萨大皇帝”、杰布（）与“土司”内涵的诠释

档案所见“番禀”汉文译本中的“万岁爷”是藏文（大皇帝）或（皇帝）的常见对应称谓。作为常用尊称，在藏文“番禀”中的全称为，即“文殊天命大皇帝”或“文殊菩萨大皇帝”，简称（“天命皇帝”或“奉天承运皇帝”）。这一称谓显然与汉文“万岁爷”的内涵迥然有别。因此，要深入理解地方视野中两金川土司如何看待和认识皇帝、土司之间的权力关系，应首先对藏文“番禀”中的基本概念加以考察。

“文殊菩萨大皇帝”是清代藏地对清朝皇帝普遍沿用的尊号。顺治十年（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最先奉予顺治皇帝“至上文殊菩萨大皇帝”的名号，树立和塑造皇帝“文殊菩萨”（）化身的形象，从而开创将“文殊菩萨”称号运用于尊称在世世俗政治领袖（清朝历代皇帝）的先例。“文殊菩萨”化身的宗教身份有助于清朝皇帝借助宗教手段，加强对西藏和蒙古事务的控制。所以清朝前期的历代皇帝热衷于频繁朝觐“文殊菩萨”化现之地的五台山，扶持藏传佛教法事活动。清朝前期皇帝的政治作为在于借助藏传佛教宗教影响力整合广阔的蒙藏社会。

清代藏地将居于内地的清朝皇帝视为“文殊菩萨”化身的认知，无疑抬升皇帝的政治权威，将之置于“天下共主”的地位。皇帝的藏文称谓也因之发生相应变化。晚至明代，藏文文献对居于内地的皇帝常见称谓是杰布（）。1478年撰成的《青史》记载，“在金王朝完颜第九代时，出现了成吉思汗王（），金国江山被成吉思汗占领。在薛禅皇帝（）在位的至元十三年时，正是蛮子国（南宋）德祐皇帝第三年。”撰写于1564年的《贤者喜宴》载，四世噶玛巴若必多吉从汉地返回西藏后的第五年，“汉地皇帝明太祖（）执政不久，此后皇帝便统一了汉、蒙、西夏，社稷安定。”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间苯教源流》称，“此人便是太宗皇帝（），也称大明皇帝（）……他的继承人为永乐皇帝（）……永乐皇帝之后有洪熙皇帝（）。洪熙之后有宣德皇帝（）……继承人为正统皇帝（）”。即使明代朝廷颁给西藏政教领袖的藏文诏谕或封诰中“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也通常译为藏文或简写为。“朕”对译为。意为“胜利”，往往是与佛教相关联的术语词汇。“杰布”（）称谓的出现可能与佛教传入西藏后政教之间的结合关系及其演变有关。但是至少在赤松德赞时代（742-797年），在政治观念层面已是地位低于（赞普）的地方统治者的宽泛称谓。清代藏文“番禀”中常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用来指称藏地的地方世俗政治领袖，比如明正土司（）。内涵宽泛的无法表达和彰显被塑造为“文殊菩萨”化身的清朝皇帝的政教地位。因而从清初开始，逐步取代，成为清朝皇帝的常见藏文专有尊称。则在清代藏文典籍中仍时常被用于指称清代以前居于内地的皇帝。最初可能是对萨迦派祖师的特有尊称，如“萨迦五祖”（）。因而应是借自藏传佛教的宗教术语，内涵逐步衍生为现代藏文中对汉文“皇帝”的固定对译词，以示与的不同。

“文殊菩萨大皇帝”的尊号是西藏政教统治阶层认同清朝皇帝的政治权威，从藏传佛教诠释角度对其政治身份加以宗教化塑造的产物。清代两金川土司“番禀”中常见的正是西藏政教统治阶层对清朝皇帝所奉尊号在藏地传播、运用和约定俗成的结果。乾隆十三至十五年间（1748-1750年），应乾隆帝的敕令，四川地方官府督办、采录，四译馆校勘、编订完成九种《西番译语》。其中，嘉绒译语、木坪译语、打箭炉译语的“人物门”均将汉文“皇帝”译作。松潘译语、栗苏译语、木坪译语将“朝廷”译为。松潘译语、象鼻高山译语、白马译语、粟苏译语、木里译语等则仍将“皇帝”称为等。可知，与更为僻远的讲“地脚话”的地方相比，嘉绒地区、康区社会普遍接纳和运用西藏政教统治阶层奉予清朝皇帝的尊号。

接纳皇帝尊号源于14世纪以来嘉绒地区与卫藏之间频繁、密切的宗教、政治和文化交流。到两次金川之役前夕，两者间的宗教、政治交往变得更为广泛和紧密。大小金川等土司与格鲁派达赖喇嘛等政教领袖长期保持着稳定、密切的书函往来和联系。两金川土司从西藏政教统治阶层处习得和熟练运用尊号，同样需要透过宗教话语的诠释，来确立其与清朝皇帝的政治关系。大金川土司（）致“文殊天命大皇帝之钦差将军温大人仁波切”（，即温福）的另一份“番禀”中声称，“大皇帝的金字法令已深入南（瞻）部洲众生之心，乃是边地众生之福”（）。在两金川土司眼中，清朝皇帝（）的政教地位需置于藏传佛教的宗教语境中来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两金川土司在“番禀”中不厌其烦的申明“我大金川原是万岁爷底下的大旧土司”，“我小金川自古以来在万岁爷底下是狠忠心本分的人”。这些表述体现出，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长期推行下，两金川土司与中央政权之间频繁的政治交往关系，直接影响和加深了土司对清朝皇帝的政治隶属感。对于两金川土司而言，“皇帝”不仅是西藏政教统治阶层塑造和尊奉的“文殊菩萨”化身，也是在政治生活中能够切实感受到的强大政治力量。然而，两金川土司在地方政治事务中始终抱持着两套不同的政治文化逻辑。在第二次金川之役初期，两金川土司不断通过妥善安置被俘清军兵弁、服从地方政令等方式，表达对清朝皇帝的尊奉姿态和政治忠诚。诚如两金川土司多次在“番禀”中所言，“我大金川是旧土司，我心里想要把万岁爷的人同这些老爷们送到哈大人手里来”，“从前川西、川南给我小金川的文书说，沃日是灭不得的，我遵奉文书，把堵挡大兵的卡子都撤回到我地方边界上来了。”与此同时，两金川土司却以地方传统的政治文化逻辑来思考和解决土司纷争问题，极力维持对土司之间政治事务的自我处置权力。一份大金川土司的“番禀”对导致第二次金川之役爆发的导火索——侵扰沃日土司之事辩解称：

他邻封鄂克什土司（即沃日土司——引者注）心地不好，暗地里咒僧格桑。我本家僧格桑他心里想起来，我又没得生长，若被他咒死，就同拿刀来杀我是一样，因为这么着，所以不得不报仇。我从前没有犯过万岁爷的法，这如今我也并没与万岁爷家做对头。僧格桑是这样给我说的。

小金川土司“番禀”的辩词大致相仿：

万岁爷的官兵把我行好的人治罪，行不好的人反照顾，上下发兵来打我的地方，没有这样理。所以我的头人百姓不得不还手。我并没糟蹋过万岁爷的地方。沃日要害我性命，我才报仇。

按照两金川土司的申辩，遵循皇帝的政令法度与延续土司的肆意纷争可以并行不悖、相互共存。两套不同的政治文化逻辑恰好与藏文“番禀”中“土司”（）、杰布（）称谓的混用现象对应起来。是汉文“土司”的藏文音译，通常用在“番禀”敬禀者自称中，如“小金川演化土司”（）、“大金川土司（）”等。“土司”的藏文音译表明两金川土司对内地政治术语在官方行文表述中的借用和认可，且极可能演变为藏文“番禀”的规范自称格式。

时常与混用在同一藏文“番禀”中，显示出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藏文“番禀”文本二的敬禀者署名是“大金川土司色勒奔德钦南卡宁波与杰达等”（）或“大金川土司色勒奔与杰达等”（）。后者常见于其他大金川土司藏文“番禀”中。是汉文“大金川土司”音译。的音译“色勒奔”（或译为莎罗奔）为“上师、规范师”之意。与小金川土司的“番禀”不同，大金川土司敬禀者署名的排序是将宗教人物称谓置于世俗权威之前。

对于大金川土司“番禀”署名，乾隆帝颇为迷惑和不解。早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三月，乾隆帝曾就此垂询温福称，“向来称金川土酋系索诺木，昨所译出之禀则称应袭土司索诺奔们，似不止一人。今所译清文则系‘莎罗奔及扎勒达克并我等二人’之语，是又明有两人，殊不可解。著温福随便查明金川土酋究竟是一是二，因何连名并称之故。”为此，温福特意详细询问汉藏语兼通的瓦寺土弁格特布，回禀道：

莎罗奔并非人名。番人旧规，生有数子者，一子出家为喇嘛，管领僧众。此莎罗奔乃番人出家之称，如内地之称僧人为当家者。其扎勒达克亦非人名，系掌管印信之谓。臣等复诘以索诺木因何不于禀内列名。据称土司承袭，必经内地给有号纸，注定名字，方敢于文禀内称名。索诺木未经给与号纸，故不列名字，但以掌管印信为词，此土司一定之例。至索诺木兄弟五人，虽闻系索诺木应袭土司，而尚未准袭，故禀内有我们、我等之语。

温福的一番解释并未令乾隆帝释惑。最令其不解的是“番禀”内为何不列索诺木之名，而“转称莎罗奔为土司”。乾隆帝甚至将此行为视作索诺木有意隐匿其名，“具禀而不列名，则狂悖更甚”。事实上，温福的解释和被俘“番人”的供单已隐约透露出署名背后包含的复杂政治文化内涵。索诺木兄弟五人，长兄莎罗奔冈达克、次兄索诺木彭楚克、三兄甲尔瓦沃杂尔、幼弟斯丹巴。兄长三人均师从堪布喇嘛色纳木甲木燦出家为僧。供单中将之称为“莎罗奔兄弟三人”或“莎罗奔们”。从满文（即“清文”）“莎罗奔及扎勒达克并我等二人”的译文来看，藏文“番禀”中的色勒奔德辛南卡宁波（）或指索诺木长兄莎罗奔冈达克。

据头人阿木鲁绰斯甲供称，“郎卡死后，索诺木袭了土司。土司年纪幼小，诸事并不作主，都是阿青（郎卡妹妹——引者注）同莎罗奔们并大头人商量办理”。也就是说，索诺木虽是大金川应袭土司，却并未得到清廷的官方承认，获得承袭土司的凭证——号纸，也没有掌握实际权力，仅能以“扎勒达克”名义出现在“番禀”中。“扎勒达克”由满文转译而来，是藏文的缩写，为“人主”之意）的音译。可见，索诺木的政治身份是得到大金川土司统治阶层内部认可的。“扎勒达克”（即“杰达”）具体包含两层政治含义：一是应袭土司的身份，二是负有掌管印信之责。

而从“扎勒达克”转变为“土司”（）政治身份的前提和基础是获取内地号纸、得到清廷的政治承认（“准袭”）。这成为大金川土司统治阶层内部公认的定例，乃至内化为其政治文化。索诺木没有政治资格使用的头衔，犹如小金川僧格桑只能被称作“土舍”。小金川土司的通事虎儿供称，“金川的管事头人受过封的呼为土司，不管事的并土司同族之人呼为土舍。番语称土司为阿什咱，称土舍为达什咱。又有权柄的叫甲尔布，无权柄的称达什咱。至不许称僧格桑为土司，只许称为达什咱，想是不肯称为土司的意思。”由于索诺木的政治身份未能确立，掌握实权的色勒奔可能凭借地方的政教传统和血缘关系，以宗教上层人物的身份充当起土司代理人的角色，以便填补的悬置空缺。

由此，的政治文化内涵既有差别，又相互混杂联系起来。前者主要基于两金川地方政治视野。后者则需在与清廷政治交往的语境中理解。如藏文“番禀”文本二所言，汉文译本为：“我大金川（）原是万岁爷（）底下的大旧土司（）”。汉文“土司”对译为，而非，是相对于“万岁爷底下”而言。因此，两套不同政治文化的差异、碰撞应是乾隆年间两次金川之役爆发的重要时代背景。

藏文“番禀”档案是两金川土司政教统治阶层理解和认识皇权、土司之间权力关系的直接反映。我们可以看出，两金川土司对清朝皇帝统治权威的认同建立在藏地政教观念基础之上，同时深受土司政治制度的长期影响。“皇帝”“杰布”“土司”等概念的复杂内涵及其相互关联，反映出藏地社会的政治文化形态与内地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既相互结合，又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分歧。可以说，两金川土司所持的两套不同政治文化逻辑，应是藏地与内地的两种政治文化传统在交汇的边缘地带碰撞、调和与交融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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