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博生主动选择博转硕”背后：博士过剩正在愈演愈烈丨快评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直博生主动选择博转硕”成为高校新现象。记者采访了几名直博生，他们选择“转硕”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是不适应博士生活，有的是课题难度太大，还有的是担心毕业后的就业去向。转为硕士或干脆转战职场，对他们而言是“主动分流”。

这些博士生之所以选择急流勇退，自然是出于成本收益比的理性考量。如果课题难度太大，攻读数年都拿不下学位，那么由此产生的沉没成本是惊人的；即便是费尽艰辛啃下博士学位，如果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那么他们付出的机会成本也势必大到无法承受；即便辛苦拿到教职，不少“青椒”仍需要奋力搏杀，才能逃离各种“非升即走”的考核泥沼。

不难设想，一名博士生花费数年时间攻读学位，再拼尽全力找到稳定的科研教学岗位，这是一出不折不扣的“历险记”，而同龄人恐怕已用这几年时间成家立业了。两相对比之下，读博确实像是一场“赌博”。报道中几位当事人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果断选择“杀跌止损”。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国内博士生的选拔与培养出现了“错配”与“过剩”的问题。所谓“错配”，就是不少并不适合读博的学生误入博士之路，入学后惊觉自己不是这块料；所谓“过剩”，就是高校培养的博士生太多，呈现供过于求态势，社会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

自1983年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获取学位以来，四十年来国内每年招收与毕业的博士生人数都在高速增长。据教育部《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共有8.23万人博士毕业，这一年博士生招生人数突破13万大关，在读博士人数达到55.61万的规模。

纵向来看，中国博士生招生从1995年突破1万人，到2009年达到6万人，再到2022年的13万，不到三十年间的时间里狂飙十几倍；横向来看，中国早在2008年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目前每年新授予的博士学位也超过了美国。

一方面，中国每年博士入学与毕业的人数迭创新高；另一方面，“博士过剩”凸显并愈演愈烈。“核物理博士当城管”“医学博士应聘校医”“博士生争当中小学教师”的新闻屡屡出现，“青椒集体焦虑”的困境，每每展现出博士生在就业市场上“大材小用”的尴尬。

博士生为什么会过剩？这与社会需求、传统观念、政策引导都有关系。

社会对博士生的需求往往是随着经济形势与产业结构而变动的。一旦社会“需求端”不能创造足够多的科研教学岗位，那么就无法容纳足够多的博士就业。如果说理工科博士还可以在企业研发部门找到用武之地的话，人文社科博士恐怕只剩下公职与教职可以争取，而这些职位一个萝卜一个坑，增长速度毕竟有限。

中国传统观念素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当代的博士似乎与古代的举人进士一样，属于公职人员的后备军。站在象牙塔入口的博一新生视“博士”为一种身份乃至护身符，像是“考中进士”一样“候缺”。现实中，博士生入职公务员的“定级优势”也在强化这一观念。

不过，现代社会毕竟不是古代，迅猛增长的博士生人数远远超过昔日一年只有几百人的科举名额，社会能够容纳的公职岗位名额也未必赶得上过剩的博士毕业人数。如果不能意识到“社会需求”与“博士供给”之间关系的话，那么学生读博的出发点就难免与博士学位的内涵产生脱节，距离博士学位的“初心”越来越远。

博士学位，从一开始就与教育体系中的其他学位有所不同。攻读博士被称为是“在知识的最远边界独自钻研”的艰险之旅，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也会被誉为“为人类创造了新的知识”，意味着可以独立完成研究，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一个形象的形容是，如果把人类知识体系视为一个不断向外扩展半径的同心圆，那么博士就是触及最外端圆周，并且向外做出了一点突破的人。

现代社会对博士生的需求，往往是随着经济形势与产业结构而变动的。需求端的变动，自然应该倒逼供给端的调整。面对社会需求的变动，高校应主动调整博士生培养计划，公立大学要用好纳税人的高等教育经费，私立大学也要对得起校友的大额捐赠。

以美国为例，新冠冲击带来的财政压力，就让美国诸多名校减招乃至停招了不少博士项目，不挣钱的文科博士首当其冲。根据美国媒体统计，仅在2021年，美国数十所精英大学就暂停了140多个人文社科类博士项目的招生。而在大语言模型ChatGPT横空出世之后，人工智能领域的博士生专业赢得了新一轮的青睐。

你是否适合读博士？博士生队伍又是否需要你？社会又是否需要你这个博士生？认真回答这些问题，攻读博士才称得上一场“双向奔赴”。同时，高校也应深入思考，如何面向社会需求，主动调整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计划，而不是“像种蘑菇一样培养博士”，带来学位内卷与博士过剩的难题。

王兢

责编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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