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第二部 （15）14-16 章 梁晓声

第十四章

第二天早上，周蓉在走廊烧水时，听到人们对昨晚的事件议论纷纷。有对学生们的行动表示理解和赞成的，认为大学生关心工人的命运是好事，其行动无可厚非，可以劝他们冷静，但不可以乱扣帽子。也有态度相反的，认为中国工业一直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发展，表面看起来有条不紊，实际上劳动力密集，生产水平很低，不动大手术难以为继。动手术是复杂之事，牵一发动全身，学生们不了解其复杂性，在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支配下冲动参与，肯定会让工业改革更趋复杂。

“怎么能说他们的行动是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呢？这种说法太羞辱他们了吧？”

“按心理学来分析，人类的大部分行为与生存本能、安全意识、自我表现欲有关，对于青年尤其如此。连你替他们说话都是一种成年人的自我表现欲作祟，太不成熟了吧？”

大学教师都觉得自己看问题很有水平，自尊心都特强，几句话不和，争论进而争吵起来；这一个摔抹布，那一个用铁勺敲锅，公共走廊里战云密布。

一九八八年，“文革”已经结束十多年，许多人还是难以容忍与自己相左的观点。如果当面听到了，如同有洁癖的人眼见地板缝中塞入什么脏东西一定要挑出倒入垃圾桶一样，劝他们不必太当回事很难。

在大学里，辩论之风仍很盛行。只有哪一种观点更新，没有哪一种观点更正确。所谓权威人士的观点，往往被视为“恐龙化石”，并不一定得到大家认同。文科大学如此，理工科大学的情况也相似。医学院牙科专业的学生都在一所文科大学的课堂上出现了，他们是逃课结伴而来，为的是听到某位明星教师的新观点。

周蓉一句也没参与走廊里的辩论。她认为，类似辩论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如果双方都肯说为了让自己的看法更全面，我愿意认真思考对方的观点，那才是有益的讨论。自从评上副教授以后，她更喜欢与人讨论而不是辩论了。甚至也可以说，她更喜欢倾听别人的观点而不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是，耐心深入讨论什么问题什么现象的人，在这所大学里也寥寥无几。不少人心里都有一个容不得别人的观点存在的魔障，只要不同观点一出现，内心就发出指令：“让他们闭上鸟嘴！让他们听你说！你说你说！他们都在胡扯！你说出的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

初到北大读书时，周蓉内心里也曾有过那么一个魔障，只不过她本是不愿张扬的女子，经常以理性打压自己内心里那个魔障。成为这所大学为数不多的年轻女副教授以后，她变得更沉静了。成为汪尔淼的博士生以后，那个魔障又出现了，不过又像智慧天使似的，经常对她说：“先别说，先别说，认真听，耐心听。”

她变成这样，与导师汪尔淼的影响有关。

导师与她讨论问题时习惯说：“周蓉，你说，你说。先别急着听我说什么，我的观点无非就是一种观点而已，也让我分享分享你的观点哩！”

她第一次从导师口中听到这句话时，内心怦然一动。世界上还有人把听到别人的观点视为一种享受，这是她以前从没想到过的。导师让她联想到了几位曾出现在她讲座上的农大学生，他们听她讲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四季及二十四节气时也显得特享受。

但面对面坐着的可是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啊！那时的汪尔淼指间夹着烟，隔会儿吸一口，确实一副享受的样子。

“再说说，你刚才那句话——宋词总体上的阴柔美也是宋人危国偷安的心理反映，展开来说说。”汪尔淼说。

她继续讲时，他则不断地点头。

待她说完，试探地问：“您同意我的观点吗？”

他沉吟着说：“现在我还不能表态，我得多想想。”讨论的全过程倒像她是导师，而他是学生。

周蓉上课前听学生们说，昨晚学校后门那儿并没发生什么事态。公安人员一撤走，大多数学生也就散了，少数学生到食堂开的夜餐馆吃夜宵去了。天冷是一方面原因，没有了对峙群体，觉得没意思了是另一方面原因。

错开午休时段，两点左右，周蓉来到了汪尔淼家。

汪尔淼的女儿精神又不好了，仰躺在吊铺上叽叽咕咕。汪尔淼习以为常，周蓉也见怪不怪了。

导师向自己的女博士生说到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上午在他讲课时，有位女生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提升人心性的共同的民族精神营养，为什么两千多年过去了，真正谈得上有点儿君子修养的国人也就历史上的几位，绝大多数国人的国民劣根性非但没改变，反而似乎还在互相传染？

汪尔淼说：“周蓉啊，这个问题很尖锐吧，也有现实针对性，我们应该当成一个好问题来看待。由中国人自己提出来，比由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提出来好。我们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人，必须给出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学问二字一定要能促进自己帮助他人解释现实困惑。如果不能，就成了‘客里空’、掉书袋，就仅仅成了饭碗，我们也就会沦为捧着饭碗的职业夸夸其谈者。我当时没回答。不是不想回答，而是明知几句话回答不清楚。不能以己之昏昏使人昏昏，老师绝不能那样当，让咱们都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他要求周蓉读三部书：戴尔·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

他说第一部书国内还没有很好的译本，校内外图书馆也未必有英文原版书，他在省社科院哲学所的老友家见过原版。他把一封预先写好的信交给周蓉，嘱咐她务必借回来读一读。他建议她对比着读后两部书，认为那样读更容易激发灵感。

汪尔淼说：“那位美国传教士一百一十年前断断续续写下了《中国人的气质》，他从我们中国人身上看到了某些毛病。半个世纪后，蔡元培先生也从我们中国人身上看到了那些毛病，或可证明不是外国人的偏见，比如面子问题、从众习

惯、缺乏公共精神、缺乏同情心、冷漠待人，等等。为什么让你读《人性的弱点》呢，是希望你分清楚，哪些是人性共同的毛病，以防自己成为手持放大镜的偏执

者。我认为，以上问题肯定是我们中国人身上较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后可能更加突出，所以我们先问自己一个为什么。”

周蓉一边听，一边把他的某些话记在小本上。其间，他女儿几次要从吊铺上下来，都被汪尔淼劝止了。

“好女儿，不下啊，爸在和学生谈话呢，乖，听话，再在上边待会儿啊……”

听着导师汪尔淼哄小孩子似的哄自己三十多岁的女儿，看着他女儿朝自己做的鬼脸，寻思着正在进行的内容严肃的谈话，周蓉感觉很荒诞，心里也很为导师同情忧伤。

师母从外边回来了，她为自己买止咳糖浆去了。她爬上吊铺，把女儿搂在怀里哼儿歌，他们的疯女儿才没再闹着要下来。

汪尔淼忽然问：“昨晚的事你知道不？”

周蓉说知道。

“你怎么看？”

周蓉愣了愣，诚实地说：“不太好。”

师生二人沉默片刻，周蓉反问：“老师，您的看法呢？”

汪尔淼忧心忡忡地说：“也不太好。你对‘拼缝’二字有所耳闻吗？”

周蓉说：“经常听到，就是在买方和卖方之间充当牵线搭桥的人，像媒婆介绍对象那样，从中获得经济提成。”

汪尔淼叹道：“眼下东北地区工业生产形势严峻，大批工人面临失业，又出现了什么官倒，还大有蔓延之势，似乎为官不‘倒’就是傻了。人们现在满脑子想的不是‘拼缝’，就是‘扎条子’。‘扎条子’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周蓉说：“就是施展各种手段诱使掌握实权的人批条子搞到稀缺物资或商品，倒买倒卖，从中渔利。如果图省事，批条子本身也可以倒卖。”

“一些大学教师也在教研室里守着电话一通接一通地打，一心想要捞到点什么……这样下去要出事啊……”汪尔淼说。

周蓉说：“我也有这种担心。”

师母在吊铺上轻轻嘘了一声，朝下轻语：“女儿睡啦，你俩小声点儿。”

周蓉说：“老师，我陪您出去吸支烟。”

于是，她一手托烟灰缸，一手挽着导师出了门。

在走廊里，周蓉向老师要了支烟，也吞云吐雾起来。

汪尔淼说：“不谈那些了。谈谈第二件事，咱俩出国的事。我决定不去了，你自己去吧。”

周蓉听罢急了，从接到法方的邀请函到将签证办下来，已经大费周章，基本上都是她一个人跑下来的，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好在省外事办有专人代办公费出国人员的护照，否则她和导师还必须亲自去一次北京呢。为了及时拿到护照，周蓉背着导师向省外事办的同志送了礼。法国是她特别向往的国家，能与导师以学者身份去一次更令她高兴。

她再三询问，汪尔淼才说出了他的想法——目前东三省的财政尤其吃紧，许多企业发工资都困难，知识分子不能只在乎自己，为国家省点钱吧。

汪尔淼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法方的邀请并非国家行为，而是几所大学文化社团的民间行为。他们资金并不充足，邀请函上写得明白——只负责报销去程的机票以及会议期间的食宿和参观费用，回程机票由与会者自理。

周蓉说：“咱俩买回程机票的钱都申请好了呀，领导们也都认为对学校是一件好事啊！”

汪尔淼说：“是啊，他们确实一直都那么认为，但我自己心理上有障碍。”

“您心理上的障碍完全没有必要哩！好比在饥饿的年代领导人不吃红烧肉了，对挨饿的老百姓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周蓉快急哭了。

汪尔淼说：“是没什么实际意义。可人是很奇怪的动物啊，对某事心理上一起障碍，就会产生排斥感。周蓉啊，我决心已下，不变了。我绝对支持你去，你们年轻同志应该多出国交流。中午我通知学校了，可能批准你前去参加研讨会的传真已发往法国了。”

周蓉二话不说，拔腿就往楼下跑。她知道，外国人办事一向很认真，如果最后的传真上写的是张三结果去的却是李四，人家也许会拒不接待的。

她一口气跑到学校外事办。还好，传真并没有发出。

她要过传真稿，也没细看，掏出笔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汪尔淼的名字。

外事办的同志说：“得，你这一改，又得重打一份。”

她说：“那就麻烦你们重打一份。”

外事办的同志问：“改成你导师去，他同意了吗？”

周蓉说：“我从他家来的，已经说服他了。”

外事办的同志说：“其实没人对你们师生俩都去有什么意见，完全是他自己想得太多了。”

周蓉说：“是啊，他就是那么一个人。”

一九八八年初，在这一所省重点大学里，还没有多少台电脑。绝大多数师生对电脑还没有概念，打印之事仍由打字室完成。周蓉怕外事办的同志阴差阳错办砸了，亲自跑去请打字员重打了一份传真稿。她拿着重打出的传真稿再回到外事办时，汪尔淼己坐在那里了。

他说：“周蓉啊，你怎么不听老师的话了呢？”

周蓉说：“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听。这件事上，您不能只顾及个人感受，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

外事办的同志倒很理解她的心情，帮她劝汪尔淼，说如果你们师生只去一个人，当然还是教授去好，学校更有面子哩！

汪尔淼看着周蓉说：“听，又成了面子问题。”

周蓉说：“有的面子，该讲还是得讲。”

因为外事办的同志站在自己一边，周蓉觉得理直气壮，也不管得体不得体，拉开抽屉，找出公章，啪地盖在了传真稿上。

外事办的同志看着她笑，还向汪尔淼夸她：“你弟子对你多好，你当导师的偷着乐吧！”

外事办的同志又问周蓉：“就这么发？”

周蓉说：“发！他们那边二十四小时接收。”

汪尔淼起身欲阻止，被周蓉推到了门外，她把门从里边锁上了。

传真纸走着时，外事办的同志又夸道：“周蓉你太可爱了！为了到底最后谁出国，不少人争得闹翻了脸。”

周蓉说：“人家法方是冲着发表在外刊上的文章邀请的，那文章虽然署着我和导师两个人的名字，但主要是导师的学术研究成果，我只不过是整理者和法文译者，只去一个人当然应该由导师去！”

两人谈得高兴，在周蓉请求下，外事办的同志竟同意她将买往返机票的钱也代领了。

周蓉挽着汪尔淼回家时，他脸上闪着泪光。周蓉笑道：“您还至于被我气哭了呀？”

汪尔淼说：“如果我没有那样的一个女儿，就真想认你做干女儿。”

周蓉说：“有也可以。”

汪尔淼说：“我们现在已是师生关系，不可以。”

周蓉说：“那也可以。”

汪尔淼说：“不可以……两种情况，都让我有心理障碍。”

周蓉贴心地说：“那您就得克服某些自设的心理障碍，别做套中人才好。”

第二天，周蓉替导师买到了出国机票。

三天后的上午，师生二人坐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汪尔淼换了登机牌，周蓉此时才把装在信封里的美元交给了他。若给早了，她怕他放在哪里想不起来。

汪尔淼穿的呢大衣和一套西装是周蓉让蔡晓光从话剧团借来的演出服，他居然穿着很合身，看上去也很提神，像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似的。对那套行头汪尔淼丝毫没有心理障碍，因为实际好处是他可以将学校按规定发给他的制装费留作他用。

汪尔淼问：“确实不可笑吗？”

周蓉说：“当然不可笑，像胡适的朋友们。”

汪尔淼说：“那就适得其反了。胡适是鼓吹西学的，而我是去参加中国传统文化研讨会的。”

周蓉说：“总不能让您像辜鸿铭似的穿一袭长衫出国吧？章士钊倒是维护传统文化的，他不是一向西装革履的吗？”她起身站在导师对面，打量着他又

说，“嗯，乍一看像胡适的朋友们，细一端详，气质上更接近钱穆等人，真的。”汪尔淼苦笑道：“我女儿要是也能像你这么逗我开心，那我可就幸福无比了。”

时间充裕，师生二人正那么轻松地聊着，忽听广播里寻人，播出的名字正是汪尔淼，请他立刻到总值班柜台去，学校的人等在那儿。

师生二人匆匆赶去，见是外事办的那位女同志和财会室的一位姑娘。

外事办的女同志问汪尔淼：“买回程票的美金带在身上了吧？”

汪尔淼说：“是啊。”

外事办的女同志说：“快给我看一下。”

汪尔淼就从西服内兜掏出信封递给了她。

她立刻取出美金点数。

周蓉问：“多了还是少了？”

外事办的女同志连点两遍，这才说：“不多不少。”将美金又放入信封。

汪尔淼就伸手来接，她却把信封交给了财会室的姑娘，万事大吉地说：“没你的事了。咱俩就算正式交接了，你先到校车上等着吧。”

汪尔淼一脸困惑地看周蓉。

周蓉奇怪地问：“这是演的哪一出？”

外事办的女同志的解释是——对于公费出国之事，上级有新的指示精神，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实属工作需要，一切规定照常，但是鉴于目前的特殊情况，应对各类非考察性质的出国活动予以必要限制。汪尔淼的出国属于后者，学校怕被抓成典型通报批评，只能收回买回程机票的美金。

“汪老师，您想啊，上级的指示精神明摆着，在这节骨眼上要是真被通报批评了，对学校不好，对您本人也不好，是吧？您是在乎声誉的人，那多不值得

呀？所以，咱还是不花学校一分钱的好。我来时领导要求我一定要向您解释清楚，学校不是出不起这一笔钱，主要是为了维护您的声誉……”外事办的女同志说得似乎合情合理。

汪尔淼说：“可……那我怎么回来呢？”

外事办的女同志说：“领导让我向您建议，跟法国主办方多说点儿好话，请求他们连返程机票也承担了！法国是欧洲第一个和咱们建交的国家，始终比较友好，他们对您肯定会例外的。事在人为！再者说了，他们是资本主义富国，富国主办中国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邀请的还是咱们中国的教授，哪有不承担返程机票的做法呢？这种做法实际上丢的不是咱们中国的面子，而是他们法国的面子哩！如果他们真不怕丢他们的面子，真不给您面子，那也不要紧，您去找华侨联谊会。法国有不少华侨联谊会呢，华侨们都比着爱国，肯定都愿意为您买张回国的机票。如果您舍不出您的面子，那就干脆找中国大使馆，咱们的大使馆也肯定会为您买张回国的票……”

周蓉几次想发火，一次次克制住了。其实她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让她有充分的理由发一通火。是法国主办方吗？人家在邀请函上早已声明——民间行

为，经费不足，敬请原谅。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哩！是校方吗？学校起初是支持的呀，他们师生俩一块儿出去学校都痛痛快快批了啊！是上级指示吗？更不能对人家外事办的女同志发火啊，人家一直在真心实意地替自己的导师出主意想办法啊！冲人家具体办事人员发不着火呀！

如同“文革”时期的老革命面对“造反有理”的红卫兵，一向善于随机应变的周蓉也一筹莫展了。

汪尔淼更是乱了方寸，他像孩子看着母亲般看着自己的女弟子，期期艾艾地说：“周蓉，这我就怕了……你还是替我把票退了吧！”

不待周蓉开口，外事办的女同志也急了，她说：“汪教授，退票可不行！都换了登机牌了，您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呢？不要说能不能退得成，就是退，那肯定也得收几成手续费！尽管是一张打折票，那也七千多元，收百分之五的手续费也几百元啊！财务方面也不好走账啊！”

汪尔淼苦着脸说：“我真的怕了哩，我到了法国，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我也不能在国外丢人啊！”

周蓉深吸一口气，尽量镇定地说：“都别急。急也无济于事。我想……我认为，究竟该怎么办，那还是要听我老师的。现在起咱们都别说话了，老师给您半分钟，您干脆闭上眼睛，别看我俩，好好想想究竟去还是不去……半分钟后，再睁开眼睛将您的决定告诉我。”

汪尔淼果然乖小孩听妈的话似的闭上了双眼。

外事办的女同志对周蓉耳语说：“你还是应该将他哄上飞机去，教授，改革开放了哩，别那么‘面’，得学着闯荡点儿！”

周蓉说：“别影响他，让他好好想。”

还没到半分钟呢，机场里响起了广播找人。

“汪尔淼同志，汪尔淼同志，您乘坐的飞往法国巴黎的飞机就要起飞，请您准备好登机牌及相关证件，立刻去往三号安检通道，那里有机场服务人员在等您。”

汪尔淼睁开了眼睛，六神无主地看着周蓉。

外事办的女同志说：“听到了吧？您都快耽误一架飞机的起飞了！别看着她啦！都派人在安检那儿等您了，快去吧，再不去就不像话了！”

她显得比周蓉有主意，目的明确——那就是要将汪尔淼哄到飞机上去。

见她挽住汪尔淼像劫持了一名人质似的朝安检区快步而去，周蓉犹豫一下，只得拎起导师的旅行箱紧随而去。

三号安检通道口外果然有位空姐在焦急等待，望见他们，迎上前来，一手从周蓉手中夺过旅行箱，一手拽着汪尔淼便走。她嘴里也不闲着，冷着脸批

评：“没你们这样的！头一次坐飞机呀？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安检？这边这边！特殊通道，您倒是迈开步子快点儿走哇！”

汪尔淼通过了安检，转身望着周蓉又叫了一声：“周蓉！”听来确实有点儿像小孩子叫“妈”，看上去如同被卖了，样子可怜巴巴。他不但是头—次乘飞机，此前连卧铺也没坐过。“文革”前没坐卧铺的资格，“文革”十年中一直在干校接受改造，“文革”后从未跨省出差。此番一出差就飞到法国去了，身上连买返程机票的钱都没有，他难免恓惶。

望着导师一步三回头地被空姐拖走，周蓉心里挺不是滋味儿。

外事办的女同志开周蓉的玩笑：“哎哟，你还真把他看成孩子了？早料到了他这么‘面’的话，那还不如出国的是你了！”

周蓉没好气地说：“这算什么破事呀，你还有情绪开玩笑！”

忽听有人喊她的名字，转身一看，竟是哥哥周秉义。

她吃惊地问：“哥，你去哪儿？”

秉义说：“先别管我去哪儿，我有几句话要单独问你。”

外事办的女同志告诉周蓉校车停的地方，识趣地先走了。

秉义看一眼手表，严肃地说：“我出国去苏联该过安检了，就站这儿聊几句吧。我要求你诚实地回答我，刚过安检口的那位老先生是谁？”

周蓉如实回答。

秉义表情更加严肃地问：“既然是你导师，你只不过是来送他的，你俩恋恋不舍的是怎么回事？出国开会，最多一个星期就回来，他为什么那样子叫你？”

周蓉反问：“他什么样子了？”

秉义说：“他一叫你的名字，我不由得就站住了。我看见他眼泪汪汪的……你自己眼边的眼泪也还在呢，这太不寻常了吧？”

周蓉说：“哥，你是想说太不正常了吧？”

秉义说：“我不反对你那么理解我的话。周蓉，男女感情之事，可千万别当成儿戏，咱们周家没那种基因。如果说你第一次离婚全怪冯化成不好的话，那么我要说，蔡晓光这人是不错的，他对你的爱情是经过长时间考验的！”

周蓉红了脸，又好气又好笑，嗔道：“哥，你想哪儿去了！你这不是当面羞辱我哩！省省你那份心吧。”她随即将话题往哥身上一转，“你们厂怎么也不派个人陪你，让你当书记的一个人出国，还是到苏联去！”

秉义说：“苏联怎么了？”

周蓉说：“那边社会治安动荡，你不知道？”

秉义说：“没那么不好。多出去一个人，不是多花厂里一份钱吗！我既不需要翻译，也不需要秘书，能省就省吧。”

周蓉想起了几天前的晚上与军工厂那辆车发生的冲突，想跟哥说说，又怕耽误时间，便只好说：“那你就自己照顾好自己吧！快去安检。我也得走了，别让校车等得不耐烦。”

她转身要走，却被秉义拽住了，他不罢休地说：“你还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都说明白了呀！还怎么正面回答呢？是你自己太可笑了哩！”周蓉挣脱哥哥的手跑了。

“周蓉！”

她只得站住了。

“你可要让哥在那边省点儿心啊！”

哥的话听来不无相求的意味。

她头也不回地大声说：“照顾好自己，也让我省点儿心！”

望着妹妹跑出机场的身影，周秉义真的又多了一份心事。

让许多人羡慕嫉妒的军工大厂的正厅级党委书记，那时忽然觉得自己人生中最愉快的岁月反而是知青年代，而不是返城当了官以后……

第十五章

春天来了。

春天，到底还是来了。

某一个季节会姗姗来迟，却从没有哪一个季节能蓄意不至。细想想，海誓山盟不大靠谱——沧海桑田往往也是瞬间之事，地老天荒可谓永恒，但物是人非斗转星移，变化真是不可阻遏。

春天是地球上所有生命期盼的季节。夏季烂漫热烈，牵着的可是春姐姐的手。踏春也是觅夏的另一种说法。

A市的春天比历年都来得迟，三月下旬居然降了一场大雪，有几天气温又冷到了零下二十四五度。那几天一过去，天气一下子变暖了。

如同一列晚点的列车突然提速想要正点抵达终点站似的，人们还没从多雪寒冷的冬季缓过神来，春季便以猝然到眼前的方式无言地宣布——我来了！

从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天气一日比一日暖和。A市冰雪融化的积水到处都是，对人们出行造成了极大妨碍。不论是上班族还是上学的学生，都不得不穿上了夏季大雨后才穿的防水靴。

光字片的情形比往年更糟。光字片的泥泞程度，甚至超过了“二战”纪录片中德军曾在苏联大地上经历的泥泞。光字片人家的大人和孩子，那二十多天里生活得也很狼狈。小孩子还好说，吃喝拉撒全在家里，不出门就是了。中小学生也好说，几所学校临时放假。大人们却不能不上班，一回到家里就不出门也太失家长的尊严。即使出去上厕所，几处东倒西歪的公厕经过冰雪水灌，都满得浮悠浮悠的，上公厕对大人们来说也成了一件危险事。许多光字片的大人穿的防水靴那些日子里根本就没弄干净过，一出门全是泥靴。

市政府调给共乐区几辆卡车，特批了一批砖。有些区干部跟着满载新砖的卡车到处转，见着哪些地方泥泞得不成样子，便命车停住，指挥跟车的环卫工人往泥泞中垫砖。往光字片的泥泞中垫的砖最多，因为光字片的街道坑凹多，有的地方需要垫两层砖。

共乐区的群众很感激。

春天来了。严寒终于过去，天气逐渐暖和，人们的情绪也变好了。

至于泥泞，与刚刚度过的严寒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党和政府并没有坐视不管，而是在积极主动地想办法。

一天，秉昆回到家里，郑娟背着两个儿子悄悄问他：“别人家一到了晚上就偷外边那些砖，咱家也把就近的砖往回搬几块行不？”

秉昆说：“不许。别人家怎么样咱们不管，咱家人不可以那样。都那样，不是白垫了吗？不是又不好走了吗？”

郑娟说：“可别人家不这么想啊！反正泥泞一干，那些砖也不会再有人拉回去了。下手晚了，都成别人家的了。”

秉昆说：“现在泥泞还没干。”

郑娟说：“都是新砖。”

秉昆听得起疑了，沉下脸问：“你是不是已经往家搬了呀？”

郑娟只得承认，她和两个儿子弄回家了二三十块。

秉昆问放哪儿了。

郑娟就指——有的摞在桌子底下，有的垫在箱子底下，都用布帘遮挡着，还有的埋在煤堆里了。

秉昆说：“难怪咱家有了一股不好闻的味儿。”郑娟说：“别人家那味道也好闻不了多少。”

秉昆生气了，训道：“我再说一遍——别人家是别人家，咱们家是咱们家，咱们没必要跟别人家照样学样。”

秉昆生气另有原因。共乐区光字片的街道如此泥泞不堪，他无法再骑自行车上班，每天得提前一个小时出家门。从“和顺楼”回到家里也便晚了一个小时。区里派人往泥泞中垫砖，作为家住光字片的人，他也心存感激。毕竟，未等光字片的人们集合起来到区政府市政府门前静坐，区里起码把该做的事做在前边了。当

下，也只能做到那个份上。有人把垫在泥泞中的砖往家里搬，他是知道的，甚至看见过，而且看见的不是别人，是春燕她二姐和二姐夫。他们被他见到了一点儿都不害臊，还厚着脸皮跟他打招呼呢。他当时说：“那样的砖弄回去多脏啊！”春燕她二姐夫却说：“脏也是好东西，夏天用水冲冲就见新了。”他快到家时，一脚踩向白天明明垫着砖的地方，不料踩了个空，扑哧踩到泥泞中，险些跌倒。当时不由得对那些贪小便宜的人内心骂出了脏话，及至明白了是自己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干的事后，他自然生气。

他本是高兴而归的，因为从“和顺楼”拎回了些饭菜。都是名厨做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一年到头吃不到几次。同样是鸡鸭鱼肉，自己家在年节也做不出那种好口味来。何况还有两只大对虾和几条海参，那可是妻子儿子从没吃到过的东

西。“和顺楼”的生意依然红火，天一转暖更红火了。韩社长的经营思路是走高端路线，菜谱越上档次越好。为此，他派人专门去大连采购海鲜，去省内外山区买山珍野味。狍子肉和野鸡、野猪肉在“和顺楼”的菜谱上已不算稀罕，最新增加的菜品是“飞龙戏猴”。猴非指猴子，而是大个的猴头蘑，绝对野生的。“飞龙”是一种少见的鸟，也就半斤来重，估计一只“飞龙”仅能剔下二两多肉，但据说极其鲜美。秉昆自己一口没吃过，只是听客人们赞不绝口。还听他们说，世上关于美食的那句“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龙”，其实正是指的“飞龙”。那么珍稀的东

西，一般是不会炸炒了来吃的，基本是炖汤。秉昆喝过一小碗汤，确实鲜美，却并没感觉比炖得好的鸡汤好喝多少。“飞龙戏猴”一上了菜谱，“雁肉炖猪蹄”就显得不怎么上档次了。

周秉昆胖了，腰粗有肚腩了，体重增加十几斤，脸盘大了，红光满面。师父白笑川也胖了，“和顺楼”的每个人都胖了。胖得最明显的是国庆他姐，不再是从前那个脸色灰黄面容憔悴的女人了。身子圆了一号，扎不了小围裙，得扎大围裙了。

这要感谢“和顺楼”的顾客们。他们的成分变了，以前的厂长副厂长们少了，经常有些身份不明的人士光临。虽说身份不明，但看上去都非等闲之辈。他们的年龄大抵与周秉义差不多，偶尔也有女性出现在他们中间，年龄则与周蓉不相上下。他们口中常常不经意似的说出一句语焉不详的话——“你家老头子”或“我家老头子”，说时有种意味深长的否定口吻，如同在说过时落伍了的前朝遗老，却也不乏那么一份得意和自满，仿佛在谈什么古董，虽然并不直接就是黄金或钻石、珠宝，但其文物价值还是举世公认的。如果说的是“我们老头子”或“你们老头

子”，那么老头子的概念就截然不同。白笑川告诉秉昆，后一种老头子已不是指父亲们，而是指大官们了。那么说的人可能是秘书，也可能是下属。

“和顺楼”新客们的京腔语调明显，偶有操南方口音或说不清东南西北的异地口音者。他们中有人出现两三次，以后就不再来了，也有的接连一个星期乃至更长的日子每天都在“和顺楼”吃午饭和晚饭。

秉昆认为，从他们的种种表现来看，应该都是入住北方宾馆的客人。

白笑川说：“那是肯定的，本市最好的宾馆哩。”

秉昆奇怪地问：“宾馆的伙食也很好啊，为什么非到咱们这儿来吃呢？”

“他们来咱们东北干什么呢？”

“别问我，你自己有耳朵，留意听听就明白了。”

秉昆觉得师父如同福尔摩斯，只要是引起他注意的客人，不必亲自接待，望着对方上得楼来选包间、看菜谱、点菜的过程，就能从他们的举止和简短的话语中将他们属于哪一类人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与师父的能耐相比，他自己注定了永远都是“华生”。

新一茬客人大抵是斯斯文文、彬彬有礼之人，对服务员的态度都很绅士，言行得体而低调。他们称呼服务员“您”，即使接过热手巾后也会习惯地说句“谢谢”。他们亲昵地叫服务员“小妹”，这让年轻的服务员们受宠若惊。与他们相比，本省本市某些工厂里的头头脑脑简直就是“大老粗”了。后者几乎都是大嗓

门，动辄对服务员呼来喝去的，稍不顺心，往往还拿服务员撒气。后者的吃法那真是胡吃海喝，经常吼吼叫叫地划拳行令。最被服务员们瞧不起的是他们当着客人的面打包。打包当然是应该提倡的，但也不能当着客人的面呀！——“那菜给我装

上，我先说的！”某些随从往往还当着客人的面这么争。连服务员有时都看出来客人们是瞧不起的。那样一来，谁还愿投资合作呢？

其实服务员们是不欢迎打包的客人的。如果每一拨客人走后餐桌上只剩下了空盘子空碗空酒瓶，那服务员们不也就只能两手空空地下班了吗？或者说，起码“和顺楼”的服务员内心是不怎么欢迎走后餐桌上什么都不剩的客人们的。

而对服务员以“您”相称，有时还亲昵地叫她们“小妹”的新一茬客人们，则从不打包。他们每顿点的菜不少，但显然不是为了胡吃海喝，而是为了摆满一桌子好看。并且，他们习惯于每次从最贵的点起，象征性地点几样便宜的家常菜是为了荤素搭配。酒也是每次都必上的，当然是“和顺楼”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酒。

他们点得多，吃得少，浅尝辄止，都像美食家。

他们饮酒适量，从不死乞白赖地相劝，彼此敬酒也就是举一下杯意思到了而已，更不划拳。

他们走后经常剩一桌子菜，并且会歉意地说：“不好意思，可不是嫌菜做得不好啊！”

服务员却会眉开眼笑，内心欢喜。

秉昆们突飞猛进地胖起来，正是归功于他们的频频光临。

秉昆起先不参与瓜分他们的剩菜。他是副总经理，也那样颇觉难为情。有一次，白笑川问他：“你嫌弃呀？放心，他们都是比你讲卫生的人。何况人家都用公筷夹菜，有的菜根本就没怎么动过。”

秉昆承认他们都是些特绅士的客人。

他说：“我不是身份在这儿哩。”

白笑川说：“论身份我可是正的！忘掉咱俩的鸟身份。我还往家带呢！这些日子我尽喝好酒了，你师母吃我带回去的东西都快营养过剩了。为郑娟和你两个儿子着想，你得把那点儿不好意思变成好意思。”

秉昆也参与瓜分了。怀着对新客人们的敬意和感激，有时他很愿意亲自充当他们的服务员。

从他们的交谈中，秉昆听出他们到A市来究竟想要办成什么事了。原油、煤、木材、大豆……本省的好东西都是他们经常在饭桌上说到的，对于本省曾经驰名全国的工业产品如轴承、各类发动机、车床上用的各种型号的刀具以及亚麻布

匹，他们也极感兴趣。相应的，自然便谈到列车车皮条子管用不管用、省市哪一级领导做得了主这样一些话题。

一想到自己和许多百姓人家烧不上好煤挨冻也许与他们有关，秉昆对他们又不免嫌恶起来。

他问白笑川：“那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倒’了？”

白笑川说：“你还真悟出点儿门道了。”

秉昆又问：“可他们都不像官呀！”

白笑川说：“你要是以为‘官倒’就是官们亲自‘倒’，那又幼稚了。”

秉昆想了想，接着问：“既然他们会‘倒’，咱们当地也需要把一些资源产品销售出去，搞活本省的经济，那他们的作用不也挺好的吗？”

白笑川说：“要看怎么来论这种事了。稀缺物质一向是由国家垄断的，也是由国家这里调拨一批那里调拨一批来卖的，所以叫统购统销嘛！不是说这对发展经济有多么好，如今稍有思想的人都看出来了并不好，把经济该有的市场活力给统死了。但是，人们也都会在头脑中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有些人现在可以倒卖那些稀缺物资？还有化肥、棉纱、矿藏，国内还不够用呢，他们一倒能倒到国外去。还有紧俏商品呢，比如好卖的烟酒什么的，允许谁倒不就是允许谁发财吗？在古代，这种行为叫‘私贩禁货’，那是要杀头的。普通人是绝对倒不成的，没批条啊。为师也不算很普通的人，那也搞不到批条。你哥你嫂子、你姐你姐夫够不普通的了，他们也肯定搞不到。”

“那怎么有些东西压在有些厂的仓库里，一压二三年卖不出去，他们一‘倒’就出去了，厂里还得千恩万谢的？”

“是啊。可不得千恩万谢哩，积货变成现钱了，可以给工人发点儿工资了！那些工厂的头头脑脑就要问自己个为什么，怎么国家一说让自己找市场，那些头头脑脑就蒙了，那些搞推销的二大爷就变成厂里白养的人似的了？”

“我听我朋友国庆和赶超说，有些自称神通广大的人，其实把出厂价压得很低，还能转手卖高价……”

“还能给厂里的头头脑脑一些回扣，对不对？”

“对，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举四得——买方买到了自己不容易买到的东西，倒卖的人塞鼓了自己的腰包，厂里的头头脑脑的收入变相提高了，工人们工资有了。师父你怎么看呢？”

“我的看法很明确啊，腐败就会蔓延啊！”

“可也有人说腐败没什么可怕的，腐败是搞活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师父你又怎么看呢？”

“我看……我的看法哩……那都是些浑蛋王八蛋啊！”

白笑川忽然从嘴上取下烟斗，高喊一声：“我操他们八辈祖宗！”

当时不在饭点上，没客人听到。楼上楼下的服务员们，都从上下左右呆望着他。

白笑川又小声对秉义说：“这就是为师的立场。”

接着，他朝受惊的服务员们连连挥动握着烟斗的手说：“没事没事，突然想开开嗓子。干你们的活！”

在与师父白笑川管理“和顺楼”的日子里，秉昆觉得自己受益匪浅。以前师徒俩聊的话题仅限于曲艺和曲艺界，所谓人情世故而已。师徒二人成了“和顺

楼”的经理、副经理后，常常就聊到国计民生，别看师父平常一副对任何事都很看得开的样子，其实骨子里也是忧国忧民，忧得深，看得也深。

然而，秉昆也就更多了些忧郁，这些忧郁源于对自己的、亲人的、朋友们的以及下一代人命运的担忧。

那天晚上，服务员们全都下班后已经十点多了，他仍要求师父留下来。

秉昆说，如果不与师父再聊聊，他会憋闷出病的。

谈话基本上还是他发问师父回答的方式。

“为什么你头脑里明明有那么多看法想法，我哥请你到军工厂做一场报告，你却不给他面子呢？工人们听听你那些看法想法没什么不好啊。”

“你又幼稚了不是！我那些看法想法，可以跟你讲，可以跟一些人在私下里讲，如果在台上做报告，特别是面对目前日子不好过的工人们讲，往小了说是个事，往大了说就是个事件。我将吃不了兜着走，你哥也将受牵连。你哥是仅从你口中听到了我讲的只言片语，如果他也像你一样听到了我讲更多的话，他肯定也不会让我去讲了。”

“师父，我怎么觉得，咱们‘和顺楼’越来越像是一处腐败发源地了？”

“发源地肯定不在咱们这儿，咱们这儿想成为腐败发源地那也成为不了。咱们‘和顺楼’只不过就是第三或第四策源地罢了，连第二都算不上，第二才不会选咱们这种地方。人家到咱们这儿来了，那基本上是该办的事已办得差不多了，在咱们这儿放松放松，从容地吃着、喝着、聊着，再往周到处议议而已。怎么，你有什么不快？”“师父，我心里是不快。我不想干了，真的。我为什么要为‘官倒’、腐败分子服务呢？咱俩一块儿回编辑部吧！我想我在编辑部那张办公桌了……”秉昆心里不是滋味儿，差点儿掉下泪来。

白笑川用烟斗刮了他鼻梁一下，安慰道：“别这样，你搞得我心里难受了。”

秉昆追问：“那你答应了？”

白笑川犹豫地说：“秉昆，你如果没把话问到这儿，我还真不想告诉你，怕影响你在这边干着的情绪。咱们那份刊物，怕是注定要不行了。你别瞪着我好不好？你也别不信。不能怪韩社长不重视，也不能怪目前编辑部的人不像咱们三个当初那么有责任感。实际上他们也着急，也努力了。咱们那刊物的好时期过去了，即使再由咱俩和老邵接手干，那也不会梅开二度了。”

“为什么？”秉昆巴不得师父立刻说出原因，一把从师父手中夺过烟斗，不许他再吸了。

白笑川却从兜里掏出了半包烟，不紧不慢地吸起一支后，将烟盒朝秉昆一递：“我看你也得来一支了。”

秉昆急着听原因，干脆吸起师父的烟斗来。刚吸两口，呛咳嗽了。

白笑川嘴角叼烟，一手轻拍他后背，才说：“是啊，为什么呢？我也总在想这个问题，最近才有点儿想明白了。咱们曲艺吧，它主要是娱乐大众的。娱乐这件事呢，得有好心情。大家心事太重的时候，很难真的娱乐起来。好比动物们，冬天又冷又找不到食物，它们就孤僻，有的还干脆玩冬眠。即使合群的，那群也不怎么活跃了。春天一来，水草充足了，你看吧，食草的撒欢，掠食的精神，胃里一

饱，大的小的都喜欢找点儿乐子。为什么地上的动物啊、天上的鸟啊、昆虫啊大多数在春天交配呢？心情好哩！人也是动物哩，尤其如此。那几年咱们那曲艺刊物为什么能办得火？也不是咱们三个有多大能耐，是赶上了一个多数中国人心情特好的时代，不是说那是第二次解放、人民的胜利吗？咱们那刊物是应运而生。今天情况不同，当年的开心劲儿过去，许多老百姓面临新的实际问题——物价上涨，工资虽然也涨了，却涨得跟不上趟。许多工厂生产过剩，工人发不出工资，报销不了医药费。儿女老大不小要结婚了没房子住，想自己盖个小偏屋吧，能盖的地方都盖满

了。咱们那刊物叫《大众说唱》，恰恰是面向老百姓的，娱乐他们的。他们都心事重重，完全没有情绪娱乐，就连上帝也办不好咱们那份刊物了！”

秉昆的嗓子已经能适应烟斗的刺激了。他深吸了一口，眉头紧锁，“那咱俩可该怎么办？”

白笑川把烟头拧灭在烟灰缸里，夺回烟斗，淡淡地说：“别无他法。为了编辑部那些人能开出工资，为了咱们那些服务员不失业，‘和顺楼’还得经营好啊！”

白笑川呆呆地看了秉昆几秒钟，语重心长地说：“秉昆啊，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就奇怪了，你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

秉昆不待师父说完，就说道：“你影响的。你和邵敬文一块儿影响的。当年，你俩不是都说过要让后人瞧得起咱们的话吗？”

“我们那种话你记住它干吗？”白笑川用烟斗敲了一下秉昆的头，“此一时彼一时。咱们算老几？咱们怎么样了，后人根本不会记得。除非咱们这样的庸常之辈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否则根本不会的！就说咱们三个当年都被关起来了的那件事吧，‘文革’后头一二年还有人记得，到如今有人记得吗？可一些大人

物、名人，即使当年只不过说了一句半句不满‘四人帮’的话，你看被记得那个长久、传得那个广泛！你要明白，同样一件正义的事，他们会被记住，咱们会被忘

记。对于他们，又成了资本；对于咱们，只不过是一种个人经历而已。反过来也一样，后人才不会拿咱们‘和顺楼’说事，更不会说到咱俩。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咱们这样的人算老几？根本不值得后人说道！所以你一点儿都不要觉得别扭。‘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过后不思量。’这就是你师父的心态，希望也是你的心态。有人在这儿进行‘官倒’、搞腐败、商议权钱交易，咱们又没参与，问心无愧。把他们的钱赚了，一部分发给肖国庆他姐那样的员工，咱们应该感到欣慰。咱们中国不兴给小费，若兴，我带头接。你要是不接我还不依你！”师徒俩聊到了很晚，临走时秉昆也没搞明白师父那些话究竟是他的真实想法，还是只不过是些气话。

这天晚上，由于妻子和两个儿子的行为，周秉昆觉得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扇了一耳光，连日来他的不良情绪再也掩饰不住了。

他让正在写作业的楠楠放下笔，让正在给猫梳理毛的聪聪停下来，立刻把那些藏匿起来的砖再搬出去，原先垫哪儿还垫哪儿。

两个儿子不情愿地看着母亲。

郑娟不以为然地说：“爸如果活着，那些砖就都是他眼里的宝。”

秉昆没好气地说：“但我爸绝不会赞成你带着他的两个孙子干这种事！”

如果他只这么顶了郑娟一句，也许郑娟会与两个儿子一块儿往外搬砖，尽管他并没命令她。

但他又说了一句实在不该说的话：“估计你妈才会赞成！”

此话让郑娟惊呆了。

楠楠对姥姥是有印象的，也有相当深的感情，他替母亲抗议道：“这件事和我姥姥有什么关系？”

秉昆话一出口，立刻意识到说得很不应该，正懊悔着，听了楠楠的话顿时冒火，冲楠楠吼道：“你住嘴！”

楠楠将笔啪地往桌上一拍，生气道：“你贬低我姥姥，我就有权抗议！”

秉昆也被顶得呆住了。

聪聪这时大声说：“为往家搬那些砖，我妈的手都弄破了。”

气头上，秉昆又说了一句实在不着调的话：“活该！”郑娟本是坐在楠楠旁边丈夫对面的，此时猛地起身离开大屋走进了小屋。

秉昆为了平息一下情绪，大口大口吸起烟来。

两个儿子从没见过父亲对母亲这种态度，不安压倒了不情愿，都默默去做父亲命令他们做的事了。

哥儿俩忙了半个多小时，弄得衣服上尽是泥，秉昆也不帮，只管坐在那儿吸烟，发呆。

楠楠大声问：“妈，我明天上学还有换的衣服吗？”

郑娟也不出小屋，回答：“自己找。”

楠楠便开始翻箱子，为自己找，也为弟弟找。换上了干净衣服后，谁也不叫爸爸一块儿吃饭，干脆自己先吃上了。

秉昆将带回来的东西放在桌上说：“可以吃这些。”

哥儿俩连看都没看一眼。

秉昆在桌旁坐下，谆谆教诲说：“你们长在小市民成堆的地方，所以你们要从小对自己有要求，防止小市民习气沾染到你们身上。”

楠楠又顶了他一句：“防不胜防呢？长在小市民成堆的地方怨我们自己吗？”

秉昆心里又腾地冒起火来，他竭力克制住。

“咱家要是住玥玥姐姐住的那样的小楼，我俩就不往家里搬那些脏兮兮的砖了。”聪聪说。

聪聪的话比楠楠的话更让秉昆冒火，他无语了半天后问：“你怎么知道玥玥住在哪样式的房子里？”

聪聪就看楠楠。

楠楠说：“别看我，别那么多话，好好吃饭。”

聪聪吃了两口饭后忽然问：“爸，你知道什么是沙发吗？”

郑娟没吃晚饭。

秉昆睡下后，郑娟问：“原来你内心里那么瞧不起我妈啊？”

秉昆说：“我气头上的话，你别在意行不行？”

郑娟说：“酒后吐真言，气头上往往也是的。”

秉昆说：“往往不等于都是，那根本就不是我内心里对你妈的看法。”

郑娟说：“是不是，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秉昆诈尸似的坐起来，扭身低头看着她，冷言冷语地问：“我已经请你别在意了，你非在意不可？”

郑娟反问：“我就不明白了，不过几块砖的事，怎么就会惹你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训我们娘儿仨？我们那么做不也是为你吗？怕天暖和了你修房子找不到砖，又得四处求人，这值得你发那么大火吗？”

秉昆无言以答，倒尸似的躺下了。

郑娟一翻身以背相对，不再理他。

他也一翻身，懒得解释。

春天毕竟是好季节。

春天的到来让城市恢复了生机。与刚刚过去的漫长而寒冷的死气沉沉相比，简直可以说处处生机盎然。多雪虽让城市的大街小巷肮脏了一些日子，却也让城市里高高矮矮粗粗细细的每棵树都因地水充足而枝繁叶茂。除了柳树，它们的每一片叶子都长得翠绿翠绿的，叶尖一律争强好胜似的向上。不少人惊讶地发现，扎根在什么地方的一棵老树，本以为彻底死了，却又奇迹般地发出新枝长出新叶来。就连某些遗留在人行道边上没被挖走的大大小小的树墩，居然也挺直地长出一尺左右的嫩枝嫩叶！那一种新绿真是养眼啊。

人的心情分明也变好了些。寒冷、缺煤、挨冻、生病、医药费难以报销的问题，工厂前途未卜以及工人们对自身命运的担忧，似乎都因春天的到来淡化了。

城市的压力随着寒冬的过去而消除了一大部分，剩下的种种疑虑依然像冻疮似的存在于人们心中，然而，确实淡化了。

一种未被官方承认的说法在A市流传：省市领导达成了相当一致的看法，环卫系统不裁员，优先保障不拖欠他们的工资。领导们认为，处在转型发展的困难时期，市容应该尽量干净整洁。否则，脏乱差现象更容易在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离心力。

对于官方为什么不公开坐实这个传言，民间给出的解释是怕引起其他行业心理失衡。然而，省报确实发表了一篇社论——《城市要干干净净地经受困难时期的考验》。这篇社论似乎间接回应了民间传言，也似乎证明了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看来一个困难时期肯定要来了……

物价上涨，工资不够花并且被拖欠，医销；有的退休老工人保存着将近一年退休金那么多的医药费报销单据，人却已经死了。考不上大学的子女们很难找到工作，想结婚的儿女们离开了父母家就没地方去……

这一切已经让普通百姓人家的日子够艰难的了，还仅仅是刚开始吗？到底将会艰难到什么程度呢？这些疑问成了普通上班族们经常的话题。

春天来了，人们交谈时火气不那么大了。

有人说，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了没怎么发生过拖欠工资的事，其他事老百姓不是早都经历过了吗！年年说难，再难不也一年又一年地熬着过来了啊！

有人说，大冬天在家中挨冷受冻的滋味儿固然让人恼火，但活活冻死人总是个别现象吧？挨饿的年代饿死了多少人啊！有人说饿死的主要是农村人口，又有人说农村人就不是人了吗？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再艰难也得挺住啊！

还有人说，天塌下来有众人的头顶着呢！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绝不会不管的。想那么多没用，那是政府该操心的事……

一九八八年春季，A市普通上班族中的大多数在寒冬之后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淡定，城市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下，但很快又绷得更紧了。

比忧心忡忡更让城市不安的另一种潜在紧张开始蔓延，那就是愤懑。

伴随着此种愤懑，经常从人们口中说出的一些敏感词是特权、腐败、官倒、损公肥私、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等。

愤懑的发泄当然就是憎恨和诅咒。

A市已经多年没搞过卫生运动了。

一九八八年春季，A市搞了一次比以往规模都大的卫生运动，不再叫“爱国卫生运动”，而是叫“春季卫生运动”。报上相应发了一篇文章，主旨是批判过往口号为王、宣传不着边际、假大空的陋习。

没过多久，一些环卫工人出现在光字片，受到居民的热情欢迎。泥泞在风吹日晒后已变得干硬，在地面上留下了沟沟坎坎、深浅不一的足迹。环卫工人们的工具仅仅是铲子、板锨和柳条篮子。他们把沟沟坎坎铲平，用板锨扬上一层沙子再拍实，并把公厕和下水道口周围铲下的脏土装入篮子，倒进停在远处皮卡车上。违章房盖得太多，卡车不能开进光字片，只得停在远处。铲下的脏土如不清走，夏天无疑将是蚊虫苍蝇的滋生地。

居民们向环卫工人们提供开水、脸盆和洗手水，还积极参与环卫工人们的劳动。

郑娟自然也参与了，楠楠和聪聪哥儿俩在完成母亲交代的任务擦窗子。初建时打下的地基四十几年后仍起着有目共睹的作用，周家老土坯房的下窗框虽然离地面很近，但毕竟还较方正地呈现在地面之上。每年天暖以后，周家仍是第一家把窗子擦干净的。

聪聪扭头望着街上说：“哥，全没了。”

“啥？”

“砖呗。”

“你怎么还想着砖？不许再想。”

“哥，你说是偷了砖的人家多，还是没偷的人家多？”

楠楠被弟弟锲而不舍绕进去了，不假思索地说：“那么多砖全没了，当然是偷了的人家多啦。”

“没听什么人查问那些砖哪儿去了呀，环卫工人也都不提。”

“当时那些砖往这儿垫时，根本没人想着日后再拉走。”

“将那些砖弄回自己家去，就不能算偷呗。”

楠楠愣了愣，训道：“不许你再想了，你怎么还想！”

聪聪说：“我当然要想啦！那些帮着干活的人，有不少就是往自己家弄砖的人。你看他们谁也没不好意思呀，倒是一个个都显出好居民的样子呢！可咱爸那种人，为了砖的事不但吼咱俩，还吼咱妈，让咱妈到现在心里还有疙瘩。哥，你说咱爸是不是缺心眼呀？”

楠楠朝弟弟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不许对咱爸背后说三道四！咱爸是市里大饭店的副经理！缺心眼的人能当副经理吗？”

“哥，副经理是不是官？”

“当然也是。”

“那咱爸当了官以后，怎么反倒开心的时候少了呢？”“操心呗，累的吧！”

“那，咱爸和咱大伯，他俩谁的官大呢？”

“你问这个干吗？知道也不告诉你！”

聪聪幽幽如大人似的叹口气，忧伤地说：“我也好想像玥玥姐姐那样，有一天能住到大伯大婶那样的家里去。哥，我不愿意再和那些咱爸说的小市民住在光字片了，你也早就不愿意了，是不？”

他此话刚一说完，屁股上挨了重重一巴掌——郑娟打的。

郑娟戳着聪聪脑门呵斥：“胡说什么呢！你刚才的话要是让你爸听到，不罚你站墙角才怪！有些事不该小孩子想的，想了也不该说出来！你为什么要那么想，还说出来？”

聪聪并不明白，但母亲严厉的表情，分明在间接宣告那些想法十分可耻。

既然已被大人认定，他也只有稀里糊涂地认罪了。

他低着头替自己辩护：“我只是跟我哥说说哩！”

楠楠说：“妈，别训我弟了，是我不好。我弟那话是因为我的话头引起来的。”

郑娟转而声色俱厉地训楠楠，责备他不该跟弟弟说不安分的话，把弟弟的心思都给搞乱了。

聪聪保证道：“妈，我再不说第二次行了吧？”

郑娟不依不饶地说：“也不许跟街坊四邻家的孩子说！传到大人们耳朵里，了得的事吗？一个孩子，生活在光字片，小市民长小市民短的，咱家还不被当成公敌呀？”

于是，聪聪保证永不再说“小市民”三个字。如同不明白自己希望住进好房子里的想法为什么可耻一样，他也不明白“小市民”三个字为什么对别人具有侮辱性。这一点郑娟其实也说不清。已经上初中三年级的楠楠同样说不清楚。他含混地回答：“总之是不好的话呗！妈，你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弟也保证，你就别没完没了。”

郑娟还是很给大儿子面子，不再说什么了。义务劳动尚未结束，她告诉楠楠，玥玥在小街口等他，她有两张苏联电影票，要和他一起去看。

楠楠顿时高兴起来，又是刷牙又是洗脸，郑娟找出他春季所穿的最好的一套衣服。

聪聪说：“我也去！”

郑娟说：“没你的票，你去干什么？”

聪聪不高兴，表现出对哥哥的嫉妒，失宠了似的嘟哝：“看场电影还要再刷一遍牙洗一遍脸啊？弄得满地都是水！”

楠楠说：“下个星期我带你去动物园，听说大象生小象了。”

聪聪说：“不去！”

楠楠说：“咱俩约上玥玥姐一起去。”

聪聪这才高兴起来，转而用刷子替哥把鞋刷干净。

郑娟替楠楠梳头，暗中塞给他零花钱。

楠楠小声问：“妈，我怎么样？”

郑娟欣赏地说：“帅着呢！”

当妈的倒也不是在虚夸自己的儿子，楠楠长得很有几分像后来被千千万万少女迷恋的一个偶像。

站在小街街口的玥玥穿了一件红色的薄呢短大衣，下摆刚及膝部，束腰的，显得亭亭玉立。她脚上的平底扣绊皮鞋是新的，擦过一次油，却没往亮擦。玥玥喜欢穿皮鞋，但不喜欢穿擦得发亮的皮鞋。呢大衣和皮鞋都是金婆婆给她买的。

她站在那里像美人蕉，不少参加义务劳动的女人忍不住看。

望着楠楠跑向玥玥，他俩拉着手一起跑远，郑娟发自内心地笑了。

有女人问：“那小公主似的半大姑娘是谁呀？”

她很光彩地说：“我们楠楠他小表姐，他俩看电影去。”

那人说：“没见过表姐弟俩手拉手的，都不是小孩子了，那可不好。”

她说：“从小在炕上一块儿玩着长大的，亲哩。有什么不好的？挺好。我喜欢看到他俩那么亲。”

第十六章

“五一”节前几天，军工厂招待所住进了一位老干部，穿灰色的四兜中山装，有秘书伴随，估计是不小的干部。老厂长们陪同他到处参观，还约一些工人干部谈话。他听说了杜德海的事后，很希望与杜德海见上一面。老厂长告诉他，按杜德海本人的要求，厂里已经派人把他送回山东老家了。

“怎么可以送回老家呢？那怎么可以呢？送回农村去，等于让他早死吗？”他发火了。

老厂长解释说，确实是按杜德海的一再要求才那么做的。每月工资确保按时汇去，另外还给重病补助，定期派人探望，带去所需药品。

老厂长说：“是按处级干部的待遇对待的。很例外的，厂里目前只能做到这样了。”

老干部沉默了半晌后才说：“该例外那就例外，我支持。不为别的，图个问心无愧吧！”

“五一”节当天，厂里又开了全厂职工大会。人们都已经知道了，从北京来的是一位中将。工人也罢干部也罢，多是曾经的军人，对从北京来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中将的视察，还是分外重视。大礼堂的过道都站满了人，挤不进礼堂的人分散在各车间听有线广播。

将军出现在台上时已是一身军服了。

不待下口令，台下每一个人都站起来了。

将军在台上以标准的军人动作立正，转着身子向大家敬礼。

于是，台下的人也都齐刷刷地立正，还礼。这些曾经是军人的工人、干部多年没在厂里见到过正规军人了，何况是从北京来的一位中将，大家心情格外激动，如同《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的，“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就来了”。

将军请大家落座后，有人扯着线把话筒递向他。他声音洪亮地说：“你省点儿事，我不用那玩意儿。”

将军说：“刚才咱们互敬的是军礼，可你们现在已不是军人。军工厂的工人，首先是工人。互相敬的军礼不能算我这一方向大家表示的敬意，现在大家都别动，我按咱们民间的老规矩给大家鞠上一躬，感谢大家多年来为中国军工事业做出的贡献！军队不会忘记你们！”

老将军鞠九十度大躬时，台下许多人流泪了。

将军挺直身板，话题陡转：“今天大家很给我面子，来了这么多人听我讲话。据我了解，你们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有话对你们讲时，你们很不给他面子，台下只坐了很少的人，是不是啊？”

台下就响起了笑声。

将军此时才坐下，开始对着话筒说话：“我希望大家支持他的工作。我们任用一名干部是很认真的，不是省里推荐谁我们就用谁。过不了我们的考察关，省里的推荐是白推荐，这一点不必我说你们也知道的。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各方面都反映他人不错，可以说是个好人。好干部得首先是个好人。你压根儿就不是个好人，鬼才相信你会成为好干部！大家说对不对？”

台下许多嗓子齐声喊：“对！”

将军接着说：“至于能力嘛，谁的能力也不是天生的，都有个磨炼的过

程。据我们考察，他还是有些能力的。我们希望他带领大家迈过目前这道坎……”

台下忽有人减：“都不知他上哪儿干什么去了，没法支持他工作！”

将军笑道：“你们不知道，我可知道，你们老厂长当然也知道。大家别胡乱猜疑，明白他是为大家做事去了就行。成不成没把握，不愿意先张扬，证明他是个稳当的人嘛……”

会场逐渐由最初感情浓厚的拉家常，转向了庄重严肃的关于国计民生的形势报告。工人们从将军口中听到了一般难得听得到的国家宏观经济情况、财政收支等数据，如同每年“两会”代表听了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将军讲到经历了十年“浩劫”，国家教育、科技、军事装备、工业基础设备落后等实际情况，讲到了物价上涨的原因，讲到了贫困农村的生活现状。

将军说：“农副产品价格不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一提高，工人的钱就不够花了，全靠国家财政来补贴，国家又拿不出那么多

钱。一个国家的教育、科技、工农业生产水平要进步，不往里多投钱它就不行！以前为什么问题不突出？因为只与咱们的过去相比。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每年都在辛辛苦苦地创造财富，与过去比当然看到的永远是成绩。改革开放以后，咱们才开始要求自己横着比，走出国门一看一比傻眼了。不是比人家落后一星半点儿，在体现一个国家实力的主要方面，起码比发达国家差半个世纪！要赶上去那就不得不改变国家全局性的企业结构。一改变，必然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日子很不好过。军工厂的工人是具有军队光荣传统的工人。我的同志们，要求大家要像军人在战场上那样，受伤了得咬紧牙关，再疼也不轻易叫唤出声来。总而言之，军工厂的工人尤其要成为工人阶级的榜样！”

会场气氛逐渐凝重，每个人都听得屏息敛气。

老厂长最后讲话时强调，将军是为大家做了一场内部报告，内外有别，内容不得外传。谁外传了，追究起来，由谁个人负责。他同时宣布，将军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笔“转型支持款”，不是太多，却也不少，等于雪中送炭。拖欠的工资基本可以补发齐，拖欠的医药费也有一部分能报销了——原则上是工人优先于干部，工人中按家庭困难程度来决定报销额度。决定权完全交给群众，实行大民主，以群众充分讨论的结果为报销依据。

台下终于响起了姗姗来迟的掌声。

老厂长再次强调：“关于‘转型支持款’，大家尤其不要外传，这是纪律！”工人们往礼堂外走时，每个人内心里都有种难以言说的感受。一方面，他们听到了一场被称之为“内部报告”的讲话，而且是由北京的一位老中将讲的，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毕竟还是比一般工人特殊，每个人都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有的工人往外走时甚至说“今天好像当了一回高干”。并且，体现为金钱的实际关怀，也让他们不再有理由满腹牢骚。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做榜样，“受伤了得咬紧牙

关，再疼也不轻易叫唤出声来”。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让他们备感压力，有工人自我调侃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是要做榜样的人那也得有无穷的力量啊。咱们这种上养老下养小靠工资吃饭的人真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然而，连那些铁了心要赴京上访的工人，竟也收敛了，不再暗中串联。

五月中旬，树更绿了，天更暖和了。

一九八八年，A市每一棵丁香树的花都明显地比往年多许多，有些树上的花多得几乎遮蔽了叶子，给人以只见花不见叶的感觉，香气也比往年浓。

这让多愁善感的人们聚在一起时不由得大发感慨：“多好的夏天啊，要是一边没有转产、物价上涨、拖欠工资和医药费这些愁人的事，另一边没有‘官

倒’、权钱交易、腐败这样一些气人的事，真是就没有什么理由不热爱生活呢！”

正如常言所道，世态惯逆人愿，愁人之事假以颜色步步向百姓逼近，气人之事仿佛在验证“气死人不偿命”的真理，层出不穷。民间流言此起彼伏，非属愁人消息，便是气人传说。

然而，军工厂的工人们却如同吃了什么定心丸，很少躁戾表现。

他们上任不久的党委书记周秉义终于回来了，一出车站就被厂里接他的车直接送到了医院急诊室。鉴于他胃溃疡复发严重，医生给出了两种治疗方案。一是保守之法，不需住院，在家服药休养，但稍有不慎，将会导致胃出血。若抢救不及时，必危及生命。二是采取非常措施，当日住院，尽快手术，切除三分之二的胃。术前术后，起码住院一个月。

他选择了保守疗法，却并没带着药回家，而是又直接去厂里向领导班子通

报。

三个多月里，他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在他与多方面的艰苦斡旋之下，一艘苏联的退役巡洋舰循着曲折的航线驶入了离A市最近的邻省港口。巡洋舰抛锚时，他胃痛得直不起腰了。

他带回了一包合同。按照那些合同，巡洋舰已由苏方卖给了中国南方一家大钢铁厂。买方付了订金，他们对将从舰上拆下的优质钢的质量特别满意。他们准备把那些钢材回炉后重新轧成钢板，不但过程简单，同等优质的钢材国内还生产不出来，大有赚头。卖方也非常满意，他们把巡洋舰变卖的心情特别急切，愿意让

利。周秉义为军工厂争取到了一单拆舰业务，完成后将有近百万的收入进账。买方不懂怎样拆舰，相信交由军工厂来拆能完成得尽善尽美。对于有三千多名工人的军工厂来说，近百万元虽不是多大数目，却也能暂解燃眉之急。

全厂干部工人不得不对新任的党委书记刮目相看。没有人具体知道他是怎么成功的，周书记向领导班子的汇报轻描淡写，听来似乎是撞上了好运。

领导班子要求他必须在家休养一个时期，剩下的事就不用他再操心了。

在冬梅的逼问之下，秉义承认是由于在国内外豁出性命来喝酒才把胃又喝出问题来的。他深有感触地说：“真不愧曾是一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老大老二不属于同一人种，但国家性质分明也能造成人类的基因雷同。那边和这边一样，经济也不景气，却一样公款吃喝之风盛行。客人只要在喝酒方面被认为很真诚，不好办的事也比较好办了。”

秉义除了给玥玥带了几套印有苏联各地风景的明信片，给小阿姨小菊带了一个俄罗斯套娃，再什么也没往回带。

老太太对女婿尤其刮目相看，居然以“秉义同志”来称呼女婿了。

她对女婿的成功之举给出的评价是：“证明了两点——组织是有眼光的，我也是有眼光的。”

在军工厂，关于周书记大获成功的原因开始被以非组织方式总结和宣讲。有人认为得益于他俄语好，对俄罗斯和苏联时期的文化以及人情世故相当了解，与“老大哥”们有较多的共同语言，能和对方们谈到一块儿去。

有人认为他得到了沈阳军区老首长的帮助。一艘外国巡洋舰驶入中国港口，尽管是一艘老掉牙的根本没有了任何军事用途的古董，那也不是闹着玩的。手续别提多复杂了，没军方疏通想都别想。生产建设兵团当年归属沈阳军区，他是兵团知青，如今成了军工厂的正厅级党委书记，军区的老首长觉得脸上有光，乐于相助。

有人认为他当年北大那些同学帮助也肯定不小。那些同学中有高干子弟，他当年又是系学生会主席，想必与他们关系不错。如今他是厅级干部，当年是高干子弟的同学必然视他为自己人，而帮自己人差不多等于帮自己。都是走在同一条道上的人，谁都有用得着别人的时候啊！

以上总结互相之间没多少歧义，都承认对方给出的解答是成功原因之一。

他们只在一点上分成了两派，即周书记丈母娘起过作用没有？

一派说肯定起到过作用啊！自己唯一的女婿当了军工厂的党委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就算大忙帮不上，拉拉风箱这种忙还是帮得上的吧？

一派说别把金老太太的剩余能量估计高了。资格再老，级别毕竟在那儿摆着。党内暗比资格，明论级别。你资格老，人家可以对你表示尊敬，但听不听你的就两码事了。毕竟只不过是位正厅级享受副部级待遇的离休老太太，官场上有时还将她的话当成话来听，纯粹是中国人尊老敬老优良传统的体现，是为了哄她个高兴而已。

一日冬梅下班回到家里，情绪看上去不大对劲儿。虽然还是亲自服侍秉义喝了晚上那一剂汤药，脸上却少了享受幸福时刻的和颜悦色。

两口子躺在床上后，冬梅睥睨着丈夫说：“亲爱的秉义同志，可以向你打听个事吗？”秉义说：“你别跟妈学。她是老干部，有那种赏识我的资格。咱俩可是夫妻，你也称呼我秉义同志为哪般啊？”

冬梅说：“谁赏识谁还得有资格啊？又长知识了。以后可不敢再乱叫你秉义同志了，但‘亲爱的’还是可以一直叫的吧？”

秉义笑道：“当然！夫妻间的特权啊。”

冬梅却仍然一脸严肃地说：“那好，我就利用一次特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嘛。说不定哪天也许真的作废了呢？亲爱的，冒昧地问问你啊，认识一位叫奥丽娅的苏联女郎吗？”

秉义一愣，随即红了脸，窘态难掩地反问：“你听谁胡说了些什么？”

冬梅从枕下抽出卷成一卷的报纸，像用短棍似的打了秉义的头一下，愠怒道：“自己看，第六版。”

一九八八年，国内许多报纸的版面增加，栏目自然也丰富了，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打副刊牌以吸引眼球，有的叫“文艺万象”，有的叫“世间百态”，花边八卦充斥，大有泛滥之势。

原来，秉义这边在大功告成后休养着，与他同舰来到中国的“老大哥”们可没闲着。中苏关系已缓慢解冻，睦邻关系的新一页已翻开。戈尔巴乔夫总统即将访问中国，两国的人见面都不由自主地互相示好。那几位“老大哥”在邻省的海港城市一出现就成了香饽饽，身影所到之处不但被市民的笑脸包围，也引起了记者们注意。记者仍是相当体面的职业，被采访仍是件得意的事。若被别国的记者采访，回国后便可成为经久不衰的谈资。偏偏那几位“老大哥”都有点儿不甘寂寞，喜欢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中国的报上，一被采访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极尽伶牙俐齿。

邻省那座城市的那份小报记者，对国内一家军工厂怎么玩“空手道”成功倒卖一艘老巡洋舰半点儿兴趣都没有，却对一位厅级干部在苏联的“艳遇”如获至宝。于是，这样的大标题就出现在了报上：跨国生意促成异国恋，公私双赢开出浪漫花。

周秉义一见标题，立马光着膀子坐了起来，怒道：“太无聊了，这件事我得问责，我要去找省委宣传部！”

冬梅冷着脸说：“我还没发火呢，你先发什么火呀？看清楚了，那是咱们省的报纸吗？”

她是听同事们说起来，才颇费周章弄到那么一份报纸带回家的。她心里也很光火，却不是对那份小报，而是对丈夫的不忠。

秉义见不是本省报纸，不免英雄气短，恨恨地嘟哝道：“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无聊透顶！”

冬梅说：“不是那么回事呀，亲爱的？你还没看内容呢，消消气，看看再给我个交代吧。”

秉义大略看了看，心中暗暗叫苦。就真实性而言，那篇报道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的成分倒也并不太多，只不过行文暧昧，不是色情，也是情色。

待秉义放下报纸沉默不语，冬梅开始了质问：“不想给我一种解释吗？”

秉义说：“确实不是那么一回事！”

冬梅说：“那就照你的版本讲给我听听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以自己的智商，听了之后会得出结论。”

按秉议的说法，在苏联，买卖巡洋舰的事也并非一帆风顺，也要有方方面面的批文，少了哪位大官员的签字或公章，买卖都做不成。老古董巡洋舰虽说早已批给了地区文联，却毕竟一直停泊在军港内。真要把它开出军港，开往中国，仅凭那么一份批文远远不够，过程一点儿也不比在中国简单。几经努力不懈地争取，还是在海军方面卡了壳。一位舰队司令员大不以为然，扬言要向苏共中央上书，认为低价卖掉退役军舰很荒唐。

秉义在那边急出病来，不得不住院。他的胃溃疡复发，固然与在两边穿梭喝酒时舍命陪君子有关，但心里着急几乎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好在他是客人，是唯一又可信赖的生意伙伴，住院无须他自掏腰包，受到的也是与他的干部级别对等的优待。住院期间，周秉义与一位叫奥丽娅的内科医生成了朋友。一个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一个谈起俄罗斯及苏联文学来头头是道，甚至比对方的知识还多些，自然越谈越投缘。奥丽娅邀请周秉义到她家做客，还郑重地介绍他认识了她父亲。

“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嘛！”秉义显出一副清白无辜的样子。

“她年龄比我小十来岁，你怎么有意忽略了？”冬梅则似乎打定主意一定要让丈夫颜面扫地。

“不是有意忽略，没有特别强调的必要啊！”

“她还是离了婚的，这一点更没强调的必要啰？”

“我问你强调这一点有意思吗？”

“倒也是，亲爱的你反问得好。由你来强调是没意思，避而不谈倒挺有意思的。”

“你看你这种态度就不好吧？这不是成心怄气吗？”

“你俩都相见恨晚了，我还该怎么样才算态度好呢？”

“俄语中有相见恨晚一词吗？没有吧？咱们的小报记者偏那么写，我有什么办法呢？看来你看得比我认真多了，那你为什么对她父亲恰恰是那位舰队司令员这忽略不问呢？”

他这一反诘，冬梅也不由得一愣，一时语塞。

秉义解释说，奥丽娅邀请他到父亲家做客，纯粹出于想要帮助他的良好动机，实际上也帮到了。她父亲不但改变了态度，而且开始积极促成了。

“你要知道，他们和咱们这边许多方面太像了。如果一件事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者还不是一般人物的话，那么即使某一位大领导批准的事，也完全有可能变成一纸空文。何况那事是主管文艺的政治局委员批的，军界人物不买账，就别打算办成。《茹尔宾一家》你也看过的，书中那位老茹尔宾是以她外祖父为原型创作的。她祖父曾与朱可夫一块儿指挥过莫斯科保卫战，她父亲在海军中的威望也颇高，你倒是替我想一想，如果办不成事，我还有脸回军工厂吗？如果我要办成那件事，我能拒绝她的热心帮助吗？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希望由我口中说出她对我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我一点儿真感情都没动，仅仅是在利用她对不对？可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我好比走投无路之人，她的帮助让整件事起死回生。所以亲爱

的，我得承认我由于感激是动了真感情的。我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反而说帮了我大忙的人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你内心痛快，可我也太卑劣了吧？”

周秉义的辩论技巧、经验很有一套，见冬梅逼问得紧，态度又是那么严肃，便也不得不认真对待。一番话倒也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郝冬梅本来就不是个厉害人，即使装出厉害的样子，通常也装不了几分钟。何况她一向得理让三分，听丈夫陈述得颇有些道理，内心的别扭也就舒缓了许多。

冬梅瞪了丈夫片刻，又收敛了锋芒，幽幽地问：“拥抱过了？”

秉义坦诚地回答：“那当然啊。还不止一次呢，入乡随俗嘛！那是人家那边的礼节，必须的呀。”

“这么说，也互相吻过啦？”

“还用问吗？你也知道的，见面分手的，人家那边都是那样式，男士得主动。人家对我那么友好，我可不就更应该主动了嘛！”

“你少拿那边的礼节搪塞我，我问的是深吻！”

“那没有。绝对没有！我怎么会那样呢？那成什么事了！”

“一次没有？”

“若有一次，天打五雷轰！”

冬梅就拿起了报纸，看了会儿，又问：“刚才没看到这一小段吧？”

秉义夺过报看了看，脸又红了，挠头辩解道：“刚才还真没注意这一小段。我发誓，就那么一次深的，当时我喝高了。”

“她呢？”

“她也喝了不少。”

那一小段写的是——周秉义回国的前一天晚上，在奥丽娅为他举行的饯行家宴上，他二人当着其他客人的面深吻良久，她流泪了。

“亲爱的，你有所不知，奥丽娅这个人跟咱俩一样，也是一颗浪漫种子。我必须得承认，她挺崇拜我这位军工厂的党委书记……所以呢……”秉义搜肠刮肚寻找能让自己再次变被动为主动的词汇，却终究理屈词穷。

冬梅平静地说：“所以什么啊？我洗耳恭听呢。”

“哎哟……我胃又开始痛了……”秉义耍起赖来，干脆躺了下去，背对妻子，身躯弓成了虾形。

冬梅看出他是装的，不愿再与他计较下去，她说：“周秉义，要不是看在你病着的份儿上，我一脚把你踹下床去！你别装，给我好好反省啊！这事到此为止，你要是再搞出什么花花事来，那可休怪我翻脸无情！”

她抱起枕头，再从立柜里扯出条线毯，下楼睡到客厅的长沙发上。

第二天上午冬梅上班去以后，老太太命小菊把秉义请到客厅里，女婿和丈母娘之间又进行了一次严肃谈话。

老太太说：“你那件花花事的细节我不想听，当岳母的只说两点。第一，像冬梅说的那样，到此为止。若还有下文，别说她跟你翻脸，连我也不答应。”

秉义诺诺连声，并说事已办成，没必要再去那边，自然就不会再有什么下文。

老太太又说：“第二，如果那个奥丽娅给你写信，你可以瞒着冬梅，却不许瞒着我，每一封都必须给我看。你要回信，我也不反对，甚至还支持。人家帮忙费心促成了那么大一件事，让你在关键时刻为厂里揽到了那么大一单工程，人家如果主动来信你都不回信，岂不显得中国男人太无情无义。这不仅是你个人的事，还关系到咱们中国人的形象问题，所以我支持你回信。前提是，你的回信我要过目，这是为你好。要是冬梅知道了，向你问起罪来，我说我都过目了，不是也可以替你开脱吗？”

秉义感激地说：“谢谢妈妈，妈妈总是这么护着我。真不好意思，太给您添麻烦啦！”

老太太说：“谁叫我没儿子呢？我不是拿你当儿子看待嘛。再说，我也了解你是个规矩男人，而且特别爱冬梅，不至于做太对不起她的事。你是为了工作，情有可原嘛。我呢，不仅仅是护着你，更是爱护你。当年，因为家里有个苏联女

佣，还是我找的，结果让冬梅她爸后来多吃了不少苦头。现在两边关系虽然又开始朝好的方向发展了，但该有的警惕还是得有。如果你是普通百姓另当别论，可你不是普通百姓，你属于党的高级干部，所以得处处小心谨慎，要更加懂政治。这件事在你看来也许没什么，无所谓，可如果官场上有人想利用此事整你，照样整得你灰头土脸，再没了进步的空间。我过目了就不同，我比你懂政治，内容上可以替你把把关。如果有小人当成件事来攻击的话，我老太婆可以替你挡挡明枪暗箭。”

秉义起初只不过是在貌似虔诚地应付着与岳母交谈，听到后来，则是真心的了，也真的因岳母的高瞻远瞩而肃然起敬。

周秉义上班第一天，在办公室接待的第一个下属是保卫处长常宇怀。

常宇怀向他汇报，杜德海死了，是服安眠药自杀的。

秉义死死盯着常宇怀看了半天。

常宇怀说：“我个人充分理解他的选择。如果是我，也会那样。我作为他的老友，希望厂里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他的选择。既然他不愿厂里为他开追悼会，那就别开了。”

秉义问：“他哪儿来的安眠药？”常宇怀说：“我为他想办法开的。一次随信寄去几片，他攒了几十片。对于他，那不失为一种好的死法。”

秉义问：“你没想到他会攒下吗？”

常宇怀说：“已经成为事实了，无论他自己还是厂里，都解脱了。你这么问，没意义了吧？”

周秉义缓缓站了起来，双手撑在桌上，向常宇怀前倾身子，目不转睛地瞪着他，一脸怒气，却不说话。

常宇怀则一副君子坦荡荡的样子，迎视着他的目光，很沉得住气。

过了好一会儿，周秉义压低声音说：“你好大的胆子，这可是犯罪。”

常宇怀也缓缓站了起来，他平静地说：“周书记，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该汇报的我汇报完了。你如果没什么指示，那我就走了。”

周秉义瞪着他不说话了。

常字怀就像军人那样，后退一步，立正，向后转，走了。

按照周秉义的提议，厂里还是为杜德海开了一次会——不叫追悼会，叫追思会。周秉义主待，老厂长代表领导班子做了定调式发言，充分肯定了他为厂里做出的贡献。之后，生前友好一一回忆，常宇怀的发言最为动情，几度哽咽，不少人哭出了声。

追思会后三天，周秉义亲率三十名工人拆舰去了。三十名工人均是各工种的技术尖子，根据拆船需要挑选出来。常宇怀也在其中，担任焊切小组组长。他当保卫处长以前，曾在全省的焊切比赛中得过第三名。中国的刀具品质不高，拆一艘苏联的巡洋舰靠电锯玩不转，主要得靠焊枪来切割。把常宇怀带上，周秉义心里有谱。

郝冬梅一开始坚决不同意丈夫亲自率队去拆舰。

老太太说：“轻伤不下火线嘛，正是该他有所表现的时候，让他去吧。”冬梅恼道：“妈，你这叫什么话？时代不同，和平年代有那必要吗？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你对我负得起责任吗？”她气呼呼地找厂里去了。

老厂长也说：“冬梅同志，支持秉义去吧！一百万元不是小数目，能解厂里的燃眉之急啊。他了解情况，跟合作方也熟悉，建立了良好感情别人取代不了啊。我们班子研究了，让卫生所一位退休所长跟去，专门负责照顾他的饮食、服药、休息，确保万无一失。”

郝冬梅仍不松口。

老厂长又说：“当然了，家属不同意，这也合情合理，厂里不能勉强，但换任何人带队我都不放心。秉义多不容易为厂里办成这么一件大好事，如果别人一接手给搞砸了，既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全厂。我的心脏病挺重。我倒不是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主要还是担心，我去接手只怕处处晕头转向搞不明白啊！”

郝冬梅只得勉强同意。

周秉义率队走了以后，军工厂的工人们由干部率领着陆续到外地创收去了。南下的居多，南下者中去深圳的居多。昔日机床前操作车钳铣刨得心应手的技术工人，开始自谋生路，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建筑工地上当起了挑抬搬运的苦力工，或给瓦工水泥工们当徒弟，仅拿比小工们多一点儿的工钱。家中有实际困难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的工人，要么摆摊做起了小贩，要么站马路牙子揽零活，总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干什么已经完全不重要，能挣到钱继续养家糊口才是好样的。他们都很顾面子，不愿被看出是军工厂的工人，用墨水把工作服上的厂标涂黑，但工作服的样式还是能让人认出他们的身份。日子一久，也就无所谓了。

他们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农贸市场上。农民卖农副产品，他们卖属于他们自己的工具，全套的电工工具、水暖工工具、瓦工工具等，或卖以往省下的劳保手

套、鞋、工作服，获奖所得的毛巾、肥皂、笔记本什么的。如同古代武士或侠客卖自己心爱的刀剑，卖工具的尤其令人同情，让人不禁联想到杨志卖刀或秦琼当锏，联想到“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京剧唱词。相对于手套、鞋、工作服、毛巾、肥皂等大众用品，最不易卖出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特别珍惜的工具。那些工具不是普通人家的生活必需品，价格足以买两只鸡。对于他们，实在是卖得太便宜了，对于普通人却明摆着贵得近乎奢侈品。一些人分明也是喜欢的，一样样拿起来看啊看的，赞不绝口，却就是不掏钱包，最终还是怅然地放下走了，更怅然的当然是那些东西的主人。倒是印有大红奖字的笔记本极受青睐，一出现就立刻被买走。喜欢收藏的比学生买走的还多，一切迹象似乎都表明，军工厂即将完成历史使命，那些笔记本被认为有极大的收藏价值。

情况常常是这样，成套工具的主人们终于丧失了期待识珠者出现的耐心，于是在某一天农贸市场清场之前，搭讪着希望用工人老大哥珍视如宝的工具换些农民兄弟地摊上的东西。有些农民兄弟若喜欢，表现得特豪爽慷慨，允许工人老大哥想从摊上拿什么就拿什么，只要拿得自己心理平衡就行。工人老大哥那时也会表现得很绅士，绝不至于显得太贪婪。到底是军工厂的工人，普遍素质可嘉。也有的农民趁机占工人老大哥便宜，且有几分心理优越——啊哈，你们月月挣工资旱涝保收的也有今天啊！就给你这些，最多加上这些，爱换就换，不换拉倒！我们的东西可是带回家去大人孩子都能吃的，你们的东西再好对我们也没什么用处，在家中放一年也不见得会用上一两次！

那时，工人老大哥的交换姿态就难免卑下，甚至有几分屈辱，但若能带回家些吃的，总比多日来天天空手而归要好啊！

他们拎着交换到手的东西离去时，有人眼圈红了。

记者们注意到了这些现象，但是关于军工厂工人生活现状的报道非同小可，各报社都接到了内部指示，重点文章须由宣传部门审阅方可见报。于是，有几篇大块文章呈送到了省委市委宣传部。宣传部门的同志也很慎重，邀请各方面人士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文章是好文章，所反映的也是真实情况，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希望其他工厂的工人们都向军工厂的工人们学习，不给国家添麻烦，不要一味“等靠要”，而应变被动为主动，自力更生谋求发展。

研讨进行了一个上午，最终达成的共识是暂时不发为好，怕适得其反，引起更大的心理恐慌，让更多工人误以为出路就是告别工厂，抛弃本行，走向社会自谋职业，从此不再是工人了。

在一些注定要转产、要改变体制，却尚未确定究竟该向何处转，以及在控股合资或干脆卖厂两条路之间举棋不定的工厂附近，出现了自然形成的买卖一

条“街”。基本上是厂里生产什么，街上卖什么。有的通过关系以出厂价从厂里买出来再卖，有的是工人下班时用饭盒、布包“带”出来的。别看饭盒、布包小，每次“带”点儿什么都能转手卖几元钱。

一天下班时，肖国庆正在门卫的岗上。他离开了军工厂，在进步他爸的关照下转到了另一个厂。那个厂对门卫下达了指示，若见工人出厂时形迹可疑有权盘问搜包。他见一工人走来时布包显得很沉，就把人家拦下了。对方倒也配合，镇静地从布包中取出饭盒，只把布包给了他。布包里只有毛巾手套和一卷手纸，他接着让人家把饭盒打开。这一下对方火了骂了他一句脏话。他一挨骂，更认真了。另一名老门卫劝他算了，何必闹僵呢。他不听劝，要从人家手中夺过饭盒。那一夺，饭盒掉地上了，盒盖摔开，满饭盒滚珠撒得遍地都是。

对方扇了国庆一个大嘴巴子。

他要还手，被老门卫拖进了门卫室。

几名驻足观看的工人蹲下去，快速把滚珠捧起再装入饭盒，盖好盖子，推着那名骂骂咧咧的工人一块儿出了厂。

老门卫对国庆说：“看到了吧？没人给你撑腰吧？都一个鼻孔出气吧？若在以前，我肯定站你一边儿。可现在不是以前了啊！哪天头头们一宣布把厂子卖

了，厂里现有的一切东西就说不定是谁的了。你还那么认真值得吗？快坐下，吸支好烟消消气！”

国庆接在手中的居然是一支长过滤嘴的“凤凰”。在A市，这种上海名烟等同北京人追捧的“中华”香烟，他只在小时候收藏过一张如获至宝的烟纸。

国庆问：“哪儿来的？”

老门卫说：“你别太认真，以后也会有人给你嘛。”

国庆想了想，又问：“那家伙带出去一饭盒滚珠干什么呢？”

老门卫说：“张三往外带滚珠，李四往外带轴承瓦，组装起来就是不同规格的轴承。在轴承一条街上，最便宜的轴承也能卖十几元。”

国庆又问：“都那么干，这个厂不就被家贼盗垮了？”

老门卫说：“目前还只是个别人的行为嘛！这个厂有一天不存在了，也肯定另有原因。”

国庆接着问：“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调来的时候，可没想到它会不存在。真那样，工人们能哪儿去？咱俩又能哪儿去？”

老门卫笑着说：“嘿，就别想那么多了，能干一天算一天呗。咱们小老百姓的命运由不得咱们自己做主啊！”

听了老门卫的话，国庆懒得再说什么，心情一时沉重起来。对于自己刚才的认真，竟有几分后悔了。

下了班走到离厂没多远的地方，他被三个陌生汉子拦住了。其中一个人说要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长点儿记性，别总拿着鸡毛当令箭。

国庆立刻就明白他们所为何来了。他是有准备的，左手一撩衣襟，唰地从腰间抽出三尺多长的铁链来。一抡，铁链绕在手臂上一小截。与周秉昆不同，肖国庆可不是个好惹的爷。参加工作之前，打起架来那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儿在三街四衢是出了名的。老门卫的话让他的心情特别糟糕，也可以说，自从父亲去世以后他的心情就没怎么好过。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也不还嘴，将铁链舞得呼呼生

风，只管向对方抽将过去。但听“哎呀”一声惨叫，其中一人的单帽被抽飞了。另两个见他不好对付，一边一个，拉着头上受伤那个就跑。国庆不肯罢休，挥舞着铁链猛追。那三人手拉手跑不快，他追上来，朝他们后背又是狠狠几铁链。一左一右的那两人也连声惨叫，松了手，各自逃之夭夭。而那个头上受了伤的跑不动，转身双膝跪下了。

国庆见对方已是血流满面。

在北方，三十五岁以上年龄身板壮实的男人都可被叫作汉子。对方的年龄看上去比肖国庆小，也不如肖国庆的身板壮实。相比这下，倒是肖国庆显得更是一条汉子。

对方说：“大哥，如果你打算要我的命，那我认了，今天这条命给你了。”

国庆顿时心软，但胸中怒火尚未完全出尽。他蹲下身，抓住对方头发，恶狠狠地说：“谁指使你的告诉谁，我肖国庆可不是怕事的主，我也是一爷们儿！今后，我不在门卫的岗上罢了，只要我在岗，见着他一回查他一回！他欠我一大嘴巴子，我忘不了的。”

对方连说：“一定，一定。”

“滚！”

见对方起身撒丫子跑了，周边也没人看着，国庆又抡起铁链狠抽路边的一棵树，直到被人制止才罢手。

“我说你这位工人同志，这树它招惹你了吗？”

他转身看时，见是位推着自行车的老者。

他无话可说，拔腿便走。

第二天下班时，老门卫往他兜里揣烟。他掏出一看，是盒“凤凰”。

老门卫说：“昨天那浑小子让我给你的，让我替他向你赔礼道歉。”

他说：“那你也转告他，少跟我来这一套！”硬将烟塞回老门卫手里。

他往厂门旁挺胸一站，目光注视着下班的工人们走近，发现了昨日那小子后，从厂门旁跨到了厂门正中央，双手往腰间一叉。

认识他的工人开玩笑道：“国庆，弄啥景呢？堵仇人呀？”

他虎着脸一言不发，待那小子走到跟前，横伸一臂喝道：“站住！查你，自己把饭盒取出来。”

对方乖乖地从布包里取出了饭盒，一手托着，另一只手拍拍布包，以证明布包里再没什么。

“打开。”

对方乖乖把饭盒打开了，空空如也。

待对方把饭盒装入布包，他又说：“看着我！”

对方刚一抬头看他，脸上已挨了一记耳光。

“你他妈的如果不服，就再指使人在昨天那地方等我。我要是怕你们不走那条道，我当众承认是你孙子！”

在他的瞪视之下，对方畏惧地快步走出了厂。

“国庆，你这是干什么嘛！”老门卫又往门卫室拽他。

“你他妈的住口！”他也朝老门卫瞪起了眼睛。

已经出厂的工人都不走开，站在厂门外等着看还会发生什么事。

正要跨出厂门的工人，纷纷主动从书包里取出饭盒，向他拍布包，摇晃饭盒。他们的饭盒里大概都有勺子，结果厂门口就响起了一阵“饭盒交响乐”。

厂里厂外都有工人笑了。

有的还朝他跷大拇指。

老门卫则里外抱拳，连说：“得罪得罪，他这也是对咱们大家的厂负责任啊！”

还有那就要走到厂门口的，见状干脆转身往回走了——都是身上不干净的主。

那日下班后，并没人在路上堵他。

国庆进家门前，先把铁链从腰间抽出藏在门口装杂物的筐里，他怕吴倩见了担惊受怕。自那日后，铁链成了他每天上下班务必缠在腰间的东西。若没有随身带铁链，他自己也觉得没有人身安全感。

家中已有三位老友等着他了。

吴倩听到门外响动，在屋里大声说：“还不快进来！在门口磨蹭什么呢？”

国庆进了屋，见是秉昆、德宝和赶超。那三位老友也有些日子没见面了，炕上有些糖，三个老友口中都含着糖。

吴倩对秉昆他们说：“我都快变成狗了，十米以内听脚步声就知道他回来了。”

赶超说：“你比狗那还是差点儿，好狗百米以内就能听出主人的脚步声。”

吴倩踢了他的腿一下，骂道：“你家于虹才有那种本事！”

德宝和秉昆两个听着看着，都不说什么，也未与国庆多么亲热地打招呼，默默笑着而已。

国庆也没跟他们三个套近乎，他问吴倩哪来的糖？

吴倩说她们糖厂发的，顶所欠的工资。有人分到了二十斤，她分到了十斤。

国庆不悦地说：“亏你们厂想得出来，糖能顶钱用吗？”

秉昆说：“能发些糖，总比一直拖欠工资强啊。”

德宝说：“就是。我和赶超已经交钱了，各买一斤。秉昆俩儿子，他买两斤，这不四斤糖一下子变成现钱了？”

吴倩说：“再卖给我家亲戚三斤，剩下三斤我还不卖了呢，捣碎了包糖包，五香味的，肯定好吃。”

国庆把破椅子摆在三个老友对面，坐下后说：“要我看，他们那个小糖厂还不如干脆黄了算了！三十多年了，包装从没换过，味道也从没变过。再看人家从南方批发过来的糖，冲那五颜六色的包装就让人忍不住想买。”

吴倩不爱听了，打断道：“南方南方！你以后少当我的面说什么南方南方的！如今一些北方人动不动就南方南方的，好像南方的什么都比北方的好！糖不就是糖吗？谁买糖还连糖纸也吃了呀？再好看的糖纸不也甩手一扔吗？糖嘛，甜就行了！刚过上几年消停日子，忽然连吃糖都吃出毛病来了！”

国庆也不爱听了，反驳道：“以后什么都市场化了，糖当然得变。不信你们厂就只生产从前那种杂拌糖，连糖纸都省了，不出三个月你们厂就肯定倒闭！”

吴倩真生气了，指着国庆斥问：“哎，你个肖国庆今天怎么了？抽什么疯呀你？你干吗一进家门就咒我们厂？我们厂真倒闭了，我失业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见他们两口子抬起杠来，三位老友脸上都挂不住笑模样了。

秉昆赶紧相劝。

德宝开始说他们的来意，老太太曲秀贞的丈夫老马同志病故了，她毕竟在酱油厂挂过职，所以酱油厂也接到通知，贴出了讣告——愿意前去参加告别仪式的可自行前往，不组织，只给假。

国庆问：“老太太今年多大岁数了？”

德宝说：“当年五十三四岁，这都十四五年过去了，快七十岁了吧。”

国庆说：“那就真是老太太了。”

秉昆说：“是啊，咱们不都也往四十奔了嘛。”

国庆奇怪地又问：“秉昆、德宝，你俩肯定是应该去的。人家老太太当年有恩于你们，而且你们也见过她老伴。如果吕川在，那也应该去。向阳和进步按说都应该去。龚斌疯了，不提他了。可我和那老太太没什么来往，找我说这事干什么？”

秉昆说：“有年春节，你和赶超俩不也跟我们一块儿去过她家一次嘛。”国庆想了想说：“可咱们那次连门也没进啊！赶超咱俩都没跟那老太太说过一句话，以后也没见过她。”

赶超说：“那倒是。”

秉昆说：“后来我和德宝也没见过她。”

德宝说：“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直还在酱油厂，这十四五年里，有些人一听我说认识老太太，忍不住当我面骂她。她早年间肯定伤害过不少人，挺招人恨的。而酱油厂老人不多了，新人不知道她。我了解了一下，想去悼念她老伴的没几个。那几个说要去的，估计也是找个借口干别的事去。如果在追悼会上酱油厂的人没出现几个，老太太一定会挺伤心的。”

在白笑川家，夫妇二人也在讨论同一件事。省市文联都收到了讣告，老马同志生前乐于与文艺界人士交往，自然是要告知的。

向桂芳说：“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吧。”

白笑川说：“我自己去不好吧？”

向桂芳说：“有什么不好的？不错，那个曲老太太是向咱们道过歉，咱们也确实表示原谅，可这并不意味着咱们就非得去参加她丈夫的追悼会，有必要吗？”

白笑川说：“咱们要去追悼的是她丈夫，不是她。丈夫是丈夫，妻子是妻子，他们并非一个系统的干部。她当年的所作所为她丈夫既没参与，也不见得都清楚，应该把他们夫妇二人分开来看待才对。她丈夫一生从没整过人，在历次运动中人品没污点，这是有口皆碑的。而且，人家生前保护帮助过不少文艺界人士。咱们就去追悼一位好人、一位文艺界的共同朋友，难道不好吗？”

向桂芳说：“多我不多，少我不少，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去了，倒显得太虚伪了。”

白笑川说：“你看你，怎么又和虚伪二字扯一块儿了呢？如果你原谅她是真心实意，那么你和我一块儿去，恰恰证明你不是一个虚伪的人。可如果你对她只不过嘴上原谅，内心里并不原谅，那等于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了吗？”

向桂芳被他的话气哭了。

“我就是一个不真实的人，不行吗？她把我的一生给毁了，她丈夫死了，还要我去参加追悼会，白笑川你太强我所难了吧？她亲自上门来道歉，你也在场，你表示原谅，我能连你的面子都不给吗？你一句又一句地替她辩护，怎么就不考虑考虑我的心情？正好，她丈夫死了，她成老寡妇了，那你干脆和我这个虚伪的女人离了，与那个真实的老太太结婚得啦！”向桂芳哭哭啼啼说完，起身到卧室里去了。

白笑川愣了愣，随即跟进卧室搂着她的肩，温柔地哄道：“你胡说些什么呀，有些话是不能图一时痛快张口就说的，会伤了夫妇感情。别哭了，我现在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了，咱俩都不去行了吧？来来来，我给夫人擦擦眼泪……”

第二天早上，白笑川还没醒呢，夫人把他轻轻推醒了。

他问：“我打呼噜了？”

她说：“我想通了，还是和你一块儿去吧。”

他问：“怎么就想通了？”

她说：“如果我能连她丈夫的追悼会都参加，我就再也不恨她了。心里没了恨，咱俩后半生就会更幸福。”

“想通了好，想通了就多睡会儿。”白笑川温柔地把夫人搂在怀中。

老马同志的追悼会庄严肃穆，很隆重。他的遗体覆盖着党旗，在省里，那是最高规格的追悼会，可谓极尽哀荣。

老马同志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从香港赶回来了。老马同志的儿子在香港的公开身份是“大陆商人”，一家住在富人区，家里有菲佣有家庭厨师，过的是地道的资产阶级生活。老太太看不惯过不惯，也找不到在内地的好感觉，所以只去过香港一次，在儿子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再也不愿去了。

老太太对追悼会的规格极满意，但内心里却不无顾虑。

她去得早，看了一遍花圈。该送的单位都送了，主要都是冲着她丈夫送的。冲着她送的只有一个花圈，是法院系统送的。

酱油厂没送花圈。

法院系统只来了三位领导，一位高层，两位中层。他们在贵宾室向她表示了一番慰问就走了，说因为工作忙，不参加追悼仪式。她感觉他们说的是真话，却也认为未必全是真话。她当年判过的案件中，如今平反的比例很大。特别是近十年中一些从大学分配到法院的年轻同志，似乎把她视为当年滥权的反面典型。这让她的自尊心极受损害，每年一次法院系统的离退休老同志春节茶话会也是能不去就不去了。

遗体告别仪式是按单位或系统进行的，法院系统没有人参加，如果酱油厂再没有人来，那就没有人是冲着与她的感情来了。

老太太很担心这一点。那会让她太没面子。别人怎么看，她倒不很在乎。她在乎的是儿媳妇也许会把她的人缘看低了，也怕儿媳妇以后在儿子面前更加趾高气扬。儿媳妇也是高干家女儿，眼里揉不进沙子。在这种特殊场合中，她会像观察员一样对公公婆婆的声望得出结论。

周秉昆他们被保安拦住了。

不少领导要前来悼念，所以有较严格的保安措施。几乎都是集体来的，年龄也都在中年以上，每一位都气质不凡，不是干部也是知识分子或文艺界人士。秉昆他们太与众不同了，一看就是老百姓，不可能不引起保安们的怀疑。

保安问他们谁是带队的？

他们只得公推秉昆。

保安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

秉昆只得说是酱油厂的。

保安手中有几页打印纸，看了看说酱油厂不在上面。

秉昆只得求保安去向老太太转告一下，他说只要老太太知道他们来了，肯定会允许他们参加悼念的。

毕竟是追悼会，不是与领导们看同一场演出，保安们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很人性化，居然真去通知老太太了。

老太太听说他们来了，脸上的悲容竟为之一褪，要见他们。于是，他们被引到了贵宾室。老太太正与什么领导在低声说话，见到他们，中断了交谈，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坐在贵宾室的人物郑重介绍了他们。除了国庆和赶超，她竟能说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

她把秉昆他们介绍为“我和老马共同的青年朋友”。

秉昆说：“我们都不是青年了呀。”

她说：“在我眼里你们永远是孩子啊。”

她夸奖他们当年都是好青年，感谢他们对她在酱油厂工作期间的支持和多年来给予她的珍贵友谊。

那时，与其说秉昆他们受到了高规格的对待，不如说由于他们的出现，老太太在众人心目中形象陡然高大了起来。

老太太派人叮嘱主持，遗体告别仪式一定要报出酱油厂这个单位。

她将他们送到贵宾室外，拽住秉昆小声说：“告诉他们几个，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找我。”

那天不但国庆、赶超、德宝和进步去了，连唐向阳也从单位请了事假赶到了。

由于参加追悼会的人太多，老太太又近七十岁了，她被安排坐在椅子上，与大家握手。

当白笑川夫妇双双出现在她面前时，她不由得站了起来。也许因为久坐腿麻，也许因为激动起身急了，她摇晃了一下。

白笑川和向桂芳一左一右扶住了她。

她双手紧握向桂芳的一只手，接连说了两句：“谢谢你们也来了，谢谢你们也来了……”

白笑川说：“保重。”

向桂芳说：“节哀。”

夫妇俩扶她坐下时，她流泪了。

改革时代的艰难，首先体现在草根阶层。

转眼到了八月，孙赶超摊上了一件烦心事。他们那个鞋厂生产的“解放”牌胶鞋虽然是名牌，但是生产过剩。库里压着一万多双鞋销不出去，只得暂时停产。厂里动员职工群策群力推销，清理库存，谁都可以参与，还有提成。厂里想开了，给的提成还挺高，百分之十。一双鞋市场价三元五角，百分之十就是三角五分。这是极诱惑人的提成，于是全厂职工争先恐后行动起来。大家的一种共识

是，“解放”胶鞋虽然在城市不好卖，但在南方还是很受农民欢迎的。南方雨多，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胶鞋，而“解放”牌胶鞋不怕湿，干得快。

孙赶超便想到了妹妹。他妹妹来信说在深圳那边混得还可以，当上了一家私人中医诊所的护士。他给妹妹发了封电报，问妹妹有无门路帮他挣一笔提成？妹妹将长途电话打到了春燕办公室，让春燕转告嫂子没问题。一位在深圳办公司的东北老板经常在中医诊所接受按摩，对她的服务心怀感激，他那公司什么生意都做，捎带着帮助销售几千双“解放”胶鞋是玩似的事。赶超向厂里汇报，厂里大喜，及时按地址发去两千双“解放”。一个月后没了音讯，他催问了几次，再催问时妹妹失联了。接长途电话的人说，他妹妹已离开那家中医诊所，去向不明。赶超急得连上吊的心都有了，厂里已向他发出警告，说再不给个交代就以欺诈罪报案了。

老友们紧急碰头商量，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曲老太太在火葬场贵宾室门外说的话。

秉昆说：“人家也就是随口一说的亲热话，咱们不能太当真。”

春燕说：“那不管！谁叫她那么说了？既然她说了，咱们就一点儿都别惭愧！”

于虹流着泪说：“秉昆啊，又给你添麻烦了。可如果连你都不管，我和赶超可怎么办呢？”

赶超也快哭了，恨恨地说：“想不到我这哥哥会让妹妹给坑了一把！”

国庆见秉昆为难，折中说：“要不咱们一块儿去找她吧，就说是看望。她刚失去老伴，咱们这么也说得通，让秉昆见机行事。”

德宝说：“这主意可行，人多了气氛好。到时候秉昆不好意思开口，我脸皮厚，我就说。”

进步说：“把孩子也带上，那样她更会觉得咱们真拿她当亲人了。”

向阳说：“同意，我找车。预先教教孩子们见了她说什么，都嘴甜点儿，尽量哄她高兴。”

大家却不知道她住哪儿去了。

德宝承诺由他来打听清楚。

星期日，一辆卡车把大小十几人拉到一个地方——那条街别人都没去过，秉昆却不陌生，另一个老太太就住在那条街上啊！他没敢说，怕大家对他有看法：“哎，你这个人，是你亲戚的那个老太太也不一般嘛，大家都忘了，难道你自己也忘了吗？”

大小十几人下了车，顿时成了那条路上的一道风景，他们仿佛是一组参观团。春燕、吴倩、于虹和郑娟各自都把最好的一身夏装穿上，楠楠、聪聪、德宝的儿子、国庆的女儿、赶超的儿子五个下一代都被妈妈倒饬得小绅士小淑女似的。秉昆等六个男人也都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像是出席什么招待会的样子。有的孩子捧着花，有的女人拎着见面礼。

老太太曲秀贞家住的院子与金月姬老太太家住的院子隔两个院子。

传达室门卫将他们好一顿盘问。

“你们都是她什么人啊？”

“预先说好了吗？”

“没你们这样的啊，预先人家也不知道，一大早上，呼呼啦啦来了这么多人，以为你们是返乡啊？以为这里是农村的老家啊？”

听着如上问话，面对传达室门卫极不好看的表情，秉昆嗓子发干。

倒是德宝应付自如，毫不发怵。他大大方方地说：“别管我们是她什么人，她拿我们当亲人就是了。”

众大人七嘴八舌——

“关系不一般，没有预先打招呼的必要。”

“这都九点多了，不算一大早了。大人孩子，每一个都是她想见的人，所以都非来不可。”

“您说对了，我们差不多就是来看妈，孩子们差不多等于是来看奶奶。”

尽管德宝应付自如，儿女们还是从爸妈和叔叔婶婶的脸上看到了集体的尴尬。

他们也都不可能不尴尬，个个脸上显出窘态。毕竟都不是小小孩了，那种尴尬窘况一下子让他们早熟了好几岁。

然而，德宝的大言不惭起到了作用，传达室门卫最终抓起了电话。

老太太亲自出楼迎接，见到大人孩子男男女女来了半个排，吃惊不小，随即她就笑了，显出无比高兴的样子。

德宝朝传达室门卫挤眉弄眼，对方也显得有些尴尬。

春燕对孩子们小声说：“都快叫奶奶呀。”

孩子们这才从窘况中缓过神来，于是纷纷叫奶奶，献花的献花，鞠躬的鞠躬。

老太太一时乐得合不拢嘴。

客厅虽然不小，那也坐不下半个排的人啊！好在是刷了油的厚木地板，男人孩子干脆坐地上。

果如德宝所言，人多了气氛好。光搞清楚哪个孩子是哪家的，就引起了几阵笑声，秉昆他们跟着笑，孩子们懂事地笑。

老太太问到了龚斌和吕川，叹惜一番又欣慰一番。

忽然，老太太看定秉昆问：“你们搞这么大阵容，不会仅仅为了来看我吧？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气氛一下子凝重了。

秉昆鼓起勇气说：“是的，要给您添麻烦了。”

肃静之中，老太太垂着目光站了起来，谁也不看，往客厅外走。

秉昆他们互相望着，一个个面露窘态。

老太太在客厅外头也不回地说：“秉昆，跟我来。”

秉昆腾地站了起来。

大人们个个舒一口气。

书房里，二人先后落座，老太太问什么事。

秉昆就将赶超摊上那件事说了一遍。

老太太问：“要我怎么做？”

秉昆说：“大家认为，如果公安方面能出面帮着追讨，也许厂里的损失不会太大，孙赶超也不至于会坐牢。”

老太太默然坐了会儿，忽然问：“你嫂子她母亲不是就住在前边的二号院吗？你为什么不找她啊？她给公安方面的头儿们打个电话，不是更有把握吗？你应该带你们一队人马从我这儿转移一下，去找亲戚啊！”

秉昆从容不迫地说：“阿姨，我还真不知道她家也住这条街上。我从没去过她家。除了我姐去过她家一次，我家再没人去过。我姐去那一次也是为了看我哥，我爸至死没见过我嫂子她妈的面。”

老太太有些奇怪地问：“为什么？”

秉昆说：“门不当户不对的两家亲戚，我家人都不愿往我嫂子家走动。可对于我，您比我嫂子她妈亲。我们家都知道，我有您这么一个像亲人一样亲的老阿姨。一说要到您这儿来，我爱人和俩儿子可高兴了，他们都想见见您。他们几家的老婆孩子也是这样。阿姨，您千万别误会，我们主要是来看望您的。您不问我们有没有事，我们是不会提孙赶超那件事的。”

老太太沉吟了一下，有些困惑地问：“那他不就只有干等着被厂里问罪了吗？”

秉昆说：“是啊，肯定是那样。我们小老百姓，摊上事了只能认命，别无他法。”

老太太又问：“如果他被判刑了，他老婆孩子怎么过呢？”

秉昆说：“有我们呢。我们商量好了，共同替他照顾老婆孩子。”

老太太沉吟片刻，提高了声音说：“秉昆，行啊你，撒谎不脸红了。在文艺界混了十几年，出息了，嘴也比以前甜多了。我五十几岁时，你们叫我老太太。现在我快七十了，你倒叫起我阿姨来了，你自己就不觉得可笑啊？”

秉昆仍不脸红，虔诚之至地说：“当年我们不懂事，现在我们懂事了。懂事没什么可笑的。我也没撒谎，所以不脸红。阿姨，我们确实不是只为了孙赶超的事来的。”

老太太用手指朝他一点，“还嘴硬！我也没说你的话全是谎话。四六开，核心内容是谎话，你最后的话就是核心内容。我是一般的老太太吗？你们的小伎俩骗得了我吗？”

秉昆终于脸红了。

老太太却笑道：“伎俩被我当面戳穿，到底还是脸红了吧！该脸红不脸红那也不对，而且不好，那样一个人就太不可爱了。”

秉昆不仅脸红，额上都臊出汗了。

老太太最后说：“我怎么和你们这些孩子扯上关系了呢！秉昆你给我听明白了，也要委婉地告诉他们几个，实际情况是当年我并没欠下你们什么债，而是你们欠我的。看在你们一大队人马出行不易的份儿上，那个孙赶超的事，我管了，让他别着急上火的。”

二人回到客厅，秉昆暗中向德宝做了个大功告成的手势。德宝讲了几个笑话逗老太太开心后，当机立断宣布看望活动结束，于是大家迅速撤退。

老太太也不远送，只站在楼外台阶上向大家摆手。

秉昆一家四口刚进家门，楠楠就冲他大声嚷嚷：“爸，我是你儿子，你可以在你认为必要时利用我一下，但我希望你再利用我时，起码预先向我讲明一下情况，让我有点儿心理准备！”郑娟吃惊道：“楠楠，你胡说什么呢？你爸他怎么就利用了你了？”

聪聪也抗议道：“爸，你们大人就是利用我们，别人家小哥哥小姐姐也看出来了！我们才没你们大人以为的那么傻，我们只不过都装傻，怕你们更没面子！”

秉昆愣愣地看看大儿子，再看看小儿子，什么也没说，闷声不响地坐下了。

当天晚上，曲老太太来到了金老太太家。老马同志逝世后，两位革命老太太经常互相看望。

曲老太太说了孙赶超的事后，金老太太大为惊讶地问：“半个排的人？你倒真好性格！要是来我这儿，几分钟后我肯定就受不了啦。‘文革’那十年我一直被单独关着，落下了后遗症，人一多血压就高。”

曲老太太说：“我是体恤你老大姐啊！明知你怕来的人多，我忍心把他们那么一大队人马往你这儿支吗？那事，咱俩管不管呢？”

金老太太说：“你都答应了，那个秉昆，又是我家冬梅的小叔子，不管也不成了啊！”

于是二人商量好，由金老太太写封信，曲老太太去找市公安局的一位头头。曲老太太说她倒也乐得去一次公安局，就当散心了。

金老太太说：“你坐我的车去。”

曲老太太说：“我家老马同志的专车还没取消，我还可以沾他两年光。”

金老太太说：“那以后你用车就直接给我司机打电话，一会儿我把电话抄给你。”

曲老太太说：“不用。以后我用车也有保障，不过就是提前一天告知罢了。”金老太太说：“那也麻烦。我腿脚不便，出门的时候少。一辆车一名司机总闲着，我心里还过意不去，你就当替我用车吧！”

接着，俩老太太自然又聊到了儿女。

金老太太说：“现在有个词可时兴了，叫‘反思’。近来我也常反思一个问题，当年我们两口子，你们两口子，都是底层人家儿女。我们闹革命依靠的是老百姓，为的是老百姓，那是真心实意的，不怕坐牢，不怕牺牲。革命胜利了，我们成干部了，还是愿意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勉励自己。可是呢，我们的儿女搞对象，我们却特别反对他们与老百姓人家的儿女结成夫妻。说到底，是我们自己怕和普通百姓结成了亲家。我说到根儿上没有？”

曲老太太说：“是啊是啊，往根儿上说是那么回事。儿女的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关系，也是两户人家的关系嘛！不管什么时代，门当户对总是要讲的。我儿子起初就爱上了一个百姓人家的女儿，我硬是把他们拆散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我家冬梅起初一说丈夫是百姓人家的儿子，而且还是光字片的，我的头嗡一下就大了，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你女婿周秉义挺出色的呀，形象又好，现在不也进梯队了嘛！”

“可万一形象一般般，烂塘泥抹不上墙，那不糟心死了？”

“是啊是啊，那可不就坏事了嘛！”

“万一所谓亲家再今天一件事明天一件事地找上门来添烦……”

“你女婿家人不那样吧？”

“他家人是另一类。除了他妹妹来过一次，别人连我家的门都没登过。也好，我省心。我是说我反思的问题，不是单指谁家。”

“老姐姐，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你到底反思的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怎么变成了这样？”

“我还是不明白，我们变成哪样了呀？”

“我们原本是来自老百姓的人，我们是为了老百姓才豁出性命干革命的人，是口口声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按逻辑来讲，我们这样的人，应该觉得老百姓最亲啊，可我们怎么成了最怕与百姓人家结成亲家的人呢？好像哪家老百姓和我们这样的人家结成了亲家，就变成了我们的敌人似的，你能给我解释清楚这是为什么吗？”

“这……这个问题嘛，这个问题也不难解释啊！老姐姐，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嘛——到哪时说哪时，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古今中外都这样啊！”

曲老太太表现出强烈的引导意识，特别想要解释清楚金老太太的问题，可是金老太太对于她所给出的每一种解释都不满意。她自己也常常被曲老太太的问题绕进去了，结果自己也生出了新的困惑。那次见面，两位革命资历都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从她们所具有的思想境界、所积累的理论水平，讨论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等问题，分手时仍然感到莫衷一是，原有的困惑甚至更困惑了。

曲老太太说：“老姐姐，我都被你反思的问题搞得脑仁疼了！听我的，别再反思了，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想的必要嘛。过几天咱俩到江那边钓鱼去吧，我陪老姐姐换换脑子！”

金老太太说：“好啊。总听男人们说钓鱼有趣，咱老姐妹俩也体验体验究竟怎么个有趣法。再不去天该冷了，坐我的车去。”

曲老太太说：“我坐不惯别人的车。我一上车就打瞌睡，下了车就来精神，还是各坐各的车吧。”

金老太太笑道：“毛病还不少，那随你的便啦。反正到时候我跟在你的车后边，别把我带沟里去就行。”

曲老太太出了院门，见米黄色的墙边站着一对少男少女——少女双手揽着少男的脖子，少男的双手放在少女的腰窝那儿，想互相亲嘴又不好意思亲的样子，见院里出来人了，他俩迅速分开。曲老太太觉得少女眼熟，试探地问：“是玥玥吧？”

她在金老太太家见过一次玥玥。

那少女确实是玥玥，少男是楠楠。

玥玥本打算面朝墙转过身去，但曲老太太已经在问了，只得故作大方地答道：“曲奶奶，是我。这是我表哥，刚才我告诉他悄悄话儿来着。”

她的脸己像苹果那么红了。

“你们继续聊吧，奶奶不打扰你们。”曲老太太边说边匆匆走过去了。

十几日后，孙赶超摊上的那件坏事，简直可以说变成了好事。市公安局的头头见了金老太太的亲笔信，他对曲老太太笑了，不好意思地说：“两位老大姐这不是折杀我嘛！区区小事，何必一位写亲笔信，一位亲自出场呢？你们只要给我打个电话，我都会照办的啊！”

金老太太的信写得热情洋溢又扣人心弦，她首先称赞市公安局广大干警多年来为人民办案所立下的功绩，接着笔锋一转，“汇报”自己听别人议论到的一件事——也就是孙赶超那件事，却根本没提孙赶超的名字。最后，她希望“公安部门应主动予以协助，帮助本市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追回一批下落不明的产品，避免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遭受损失”。她接着写道：“亲爱的同志们，在工人阶级面临困境的当下，这也应该是你们神圣使命的一方面啊！”

一九八八年，全省干部进行考核评比。公安局领导对两位老太太提到的事情极为重视。他叫来几位下属，让他们看看那封信，当着曲老太太的面说：“什么是高风亮节？两位老大姐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啊！都是退休多年的老领导老党员，可都依然心系普通劳动者们，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

于是，市局派出两名优秀的侦察员先到厂里，向孙赶超了解情况后，在两名厂里人员的陪同下火速赶往深圳。深圳警方积极配合，事情很快水落石出。原来那小老板因为设庄聚赌被当地公安机关收押，正准备移交司法部门呢，而两千双“解放”牌胶鞋一双不少完好无损地存放在他公司的库房里。那小老板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一再强烈表示自己要“急工人阶级之所急”，一定要付现钱把那两千双胶鞋先买下不可。

他们就把现金带回来了。临行前，他们找到孙赶超的妹妹，把她送回中医理疗所，给予了必要的安抚劝慰。

两名公安同志一分钱不收，差旅费也完全由公安局实报实销。

厂里派人敲锣打鼓向市局送了一面锦旗——市局领导们备感光荣，派人及时到两位老大姐家汇报了办案结果。

曲老太太在电话里向金老太太开玩笑道：“我的老姐姐，看来咱俩一出马，余温还挺高啊！”

金老太太也笑道：“估计那几个老百姓家的孩子，今后可有了向别人吹牛的话题啦！”

孙赶超在这件事上的表现特别低调，不论厂里的什么人问，都以“贵人暗中相助”或“无可奉告”两句话搪塞过去。他越是这样，人们越觉得他背景深藏颇有来头，他一时间成了厂里最有神秘色彩的人物。

既然赶超把两千双鞋卖出去了，而且是个有背景有来头的人，他该得的百分之十的提成就准备给他了。

有的领导有意见，“起码得把厂里派去那两位同志的出差费扣除吧？”

主管领导拍板道：“别了！谁知道他什么来头什么背景啊？给他个全乎脸吧！他高兴，关照他的人也高兴。他不高兴，咱们都不知道把他背后的什么人给得罪了。”

拿到了提成的孙赶超两口子转忧为喜，乐不可支，坚决要求对哥们姐们表示表示。

秉昆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德宝向秉昆通报了一个信息，说他在酱油厂忽然接到吕川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要回本市调研，特别想哥们儿几个，到时候无论如何要聚一下。

秉昆问：“他要回来调研什么？”

德宝说：“没讲。”

秉昆问：“那他在北京什么机关工作呢？”

德宝说：“没顾上问。”

秉昆责怪道：“你怎么能什么都不问呢？”

德宝说：“哥们儿，别忘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接长途电话，还是咱们吕川从北京打来的！咱们酱油厂那破电话线路有问题，一会儿声音清楚一会儿声音不清楚。他说‘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句我倒是听得清清楚楚，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什么都忘了问。”

秉昆听得心里也热乎乎的。

二人便抽空去找了一次赶超，告诉他吕川要回来的事。三人商定，干脆等吕川回来一块儿聚——地点定在“和顺楼”，赶超出三十元，其余餐饮费由秉昆他们均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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