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记忆 丨时光倒影下的明招文化（下）

【编者按】“小邹鲁”金华，文化资源丰富、地位独特。为充分挖掘、展现这一丰富的资源，提升浙中生态廊道的文化内涵，金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联手浙江新闻客户端共同推出“廊道上的文史记忆”，寻找八婺共建共融共享共赢的文化力量。

（二）“道与心一”的哲学思想。东莱在哲学思想上有其别开生面的论述。他把包含在事物中的普遍规律即“天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认定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是无始无终、不生不灭的永恒存在。他说：“理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万物也。”（《东莱博议》卷一）。而事物的变化发展必须遵循“理”的支配。他还认为不仅自然界有人们必须遵循之理，人事也是有理可循的。吕祖谦又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仰而观之”，“俯而察之”，“皆吾心之发见也”。他在《易说》中还以“生生之意”的“仁”来论述“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观念。以“事必有对”为主要内容的朴素辨证观念也是吕学的特色之一。吕祖谦说:”太极生两仪，所谓理必有对待也，一阴一阳之谓道。”（《易说•萃》）“天下事必有对，盛者衰之对，强者弱之对。”（《易说•大壮》）。这种“事必有对”的思想贯穿于吕祖谦分析事物的各个方面。他认为万物有始有终，有生必有死。故“生死乃常事耳”。进与退、荣与辱也是相互转化的，“大抵天下之理，有进必有退，有荣必有辱。不待进极而后有退，当进之初已有退之理。不待荣极而后有辱，当荣之初已有辱之理。”（《易说•晋》）吕祖谦以这种辨证方法看待社会问题。

（三）“以仁为体”的伦理思想。在伦理思想方面，吕祖谦基本承袭了儒家及其理学的传统观念，同时也提出一些新观点。祖谦认为：仁，“指其用则曰爱，指其理则曰公，指其端则曰觉。学者由此皆可以知仁。认定作为“仁”之理或“仁”之体是“公”，即“仁者之心”。为了区别“本心”与“私心”的界限，吕祖谦又把“人心”分为“内心”和“外心”：“盖人之心有内外。天属之爱，内心也。惟后来被小人以开拓土地之说引诱他内心向外去，流而忘反，他外心日炽，内心日消。”（《左氏传说》卷一四）这里所说的“内心”就是所谓“本然之心”，即“道心”。而所谓“外心”就是被外界引诱而形成的“私心”。然而，不管“私心”多重。人的“本然之心”总不至于完全丧失。所以，吕祖谦在道德修养方面提出了“存心”、“正心”、“复心”主张。所谓“存心”就是要“守初心”。所谓“正心”就是要端正其不正之心。至于“复心”就是要“恢复”“本然之心”。

（四）“明理求实”的教育思想。吕祖谦的教育思想内容丰富，“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太学策问》)是其办学宗旨。“讲明正学”是祖谦办教育的基本任务。所谓正学，就是孔孟之学和宋代理学。为此，他亲自编写教材，制定《学规》，在武义明招山讲学时的《规约》以“明理躬行”为教学目的，以解决“正学不明”的问题。为了培养各种有用人才，祖谦主张根据“人资质各有利钝，规模各有大小”的特点，实行“因材施教”的方针。他鼓励学生“质疑”，“读书无疑”，就是“不曾理会”。没有读懂，就不可能“进于新”。“小疑必小进，大疑必大进”。他要求学生“以立志为先，以持敬为本”。强调“看书须存长久心”。他力倡“惇厚笃实”的学风，他说：“大抵为学，不可令虚声多，实事少。非畏标榜之祸也，当互相激扬之时，本心已不实，学问已无本矣。”学者不要图虚名，而要真正潜心于学问。吕祖谦主张德才并重。他坚持以“德教为本”，认为有志于学的人首先应该具备“忠信”之心。同时认为道德不能代替“才能”，德才兼备者才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有用之人。

关于教育内容，讲究经世致用，提倡学艺能以理百事，经史并重和文道并重。关于教育方法，则重视“耳目之实”，珍视文献，注重研究历史，提倡在大量的史料中考究出历史的真实

三、明招文化交流与传播

吕祖谦一生师友门生众多，学术交流相当频繁，其中当数与朱熹、张栻、陆九渊的交流最为重要。重要学术交流活动当数寒泉、鹅湖、三衢等三次学术讨论会，其中又以鹅湖之会的影响为最大。就婺州本地而言，吕祖谦的金华学派与陈亮的永康学派是两个不同的流派。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号龙川，永康龙窟（今龙山镇）人，学术上提倡“事功”。但是，龙川最尊敬东莱，常把著作送请东莱指正。叶适序《龙川文集》就提到东莱退居金华后，龙川间往视之，“极论至夜分”的情况。祖谦也常邀陈亮等前来丽泽书院讲学。

此外，吕祖谦经常与其他学派开展学术交流。他与当时永嘉学者陈傅良、薛士龙、叶适等人书信频繁，常邀他们前来丽泽书院讲学。淳熙元年（1174年）、二年，陈傅良、叶适先后赴明招山访问祖谦。祖谦又是叶适在淳熙五年中进士的座师。

吕学的传播还有赖于前来求学的门生。浙江宁波一带有鄞县人楼昉。他从东莱学于婺州，而以其所学教授乡里，从学者数百人。绍兴一带有邢世材和新昌人石斗文、石宗昭、张渭等。台州一带有黄岩人丁希亮。衢州一带有邹补之。严州一带有淳安人胡子廉和卢汝琰、卢汝琯兄弟，有遂安人詹仪之，分水人徐文虎，寿昌人郭颐。温州一带则有平阳人彭仲刚、章用中。处州一带则有括苍人周介，缙云人羊永德、羊哲父子，松阳人潘景夔、潘景尹。嘉兴一带则有崇德人辅广。

在福建，东莱也有不少弟子。有朱熹的长子朱塾，建阳人刘爚、刘炳、陈孔硕，龙溪人王遇，武夷人郭粹中、敏中、允中、时中四兄弟，光泽人黄涣、黄谦等。在江西，则有兴国人吴必大，盱江人陈刚。江苏则有常州人沈有开。北方则有开封人赵焯等。此外，诸如徐侨、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柳贯、黄溍乃至宋濂、王祎等都有不少外地的门人。他们在传播吕学及与其他学派进行交流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清代，浙东学派的中心在明州（今宁波市）。吕学传入明州有两条重要途径：一是吕祖俭淳熙九年（1182年）赴任明州监仓，在明州与“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结为论学之友。“甬上四先生”虽属“象山之门”，“传陆学”（全祖望语）但也受吕学影响。舒璘生平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朱子（朱熹）与吕成公（吕祖谦）讲学于婺，徒步往从之。”（《宋元学案》卷七六）。沈焕也曾游学吕祖谦。吕祖俭在明州任职6年，经常参与他们的讲学活动，而“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献之传左右其间”，因而吕学在明州广为传播。二是吕祖谦的弟子楼昉传其学子王应麟之父王㧑，由于王应麟在明州一带的巨大影响，吕学所倡导学风在清代浙东学派中得以流传。

清初大儒黄宗羲在史学研究中独树一帜，成为浙东史学之开创者。其后继者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莫不秉承学脉，在各自的史学研究中毕其生而竟其功，使浙东史学生面别开。章学诚谓“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这一特点，正是继承和发扬了吕学的重史之风。

明招史学文化对武义的影响极其重大而深远。在明招山讲学活动热潮的冲激下，武义县城再也不能像"世外桃源"那样不知外面世界了，武义人充分的意识到，要读书，要发展教育。自乾道八年(1172)以后，武义人中进士者有41人之多，有些是吕祖谦直接培养的学生如巩丰，很多是受吕祖谦教育思想的影响而取得成就的。吕祖谦的“务其实”学风及讲求经世致用的治学原则,对武义的影响也很大。武义人对于忠与孝,一向是作为传统的道德观念来接受的，吕祖谦到明招山来守墓尽其孝道，给武义人增加了“孝”的浓重色彩。明招文化虽属于旧文化,但不是把她作“古董”欣赏，而是把她融进于新文化，继承传统，体现武义特点，需要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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